【荷事生非】1930年代荷蘭國家博物館的歷史展示改革：從沙龍式展示邁向編年架構的國史敘事

荷蘭的藝術愛好者總知道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國家博物館也經常成為荷蘭（自2020年起已正名為尼德蘭）在國際上知名的文化地標（筆者先前也曾撰文分享過該博物館的成立過程：國家榮耀的紀念碑：荷蘭國家博物館成立簡史）。

但是，國家博物館的展示敘事，是如何幫助荷蘭國家認同的確立、並進而使該博物館成為令荷蘭人驕傲的國族標的之一呢？本文將聚焦二十世紀初國家博物館裡荷蘭民族歷史的展示變遷，帶領讀者發掘國家博物館展示的改革如何改善觀眾的觀看經驗，並有助於強化國家認同感。這樣的展示改革並不是一夕造成，文中也將介紹改革功臣Schmidt-Degener所引進的博物館改革運動，並此運動對今日博物館展示造成的影響。

文化的國族標的不是一日鑄成：將歷史敘事放入博物館內

如今的荷蘭國家博物館裡，按照時序排列的展廳，使該博物館如同一本立體的國家編年史。，提綱挈領地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展示自中世紀以降至二十世紀末荷蘭歷史、文化與藝術的發展（其中尤以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所佔篇幅最多，自不在話下）。這樣的展示敘事，不僅使來自國外的參觀者能對荷蘭的歷史有更熟悉的認識，對內也有助於國家認同感的建立。然而，以編年框架所架構的歷史展示，並非打從博物館建立之初即確立。

國家博物館的成立源於十九世紀末民族主義的浪潮，有關國家歷史的展示敘事卻模糊不清。自十九世紀末直到1920年代，有關荷蘭國家歷史的展品，主要陳列於一樓東側的內院（East inner courtyard） 。此處展示的收藏，屬於原先位於海牙、自阿姆斯特丹的國家博物館落成後併入其中的荷蘭歷史與藝術博物館（Netherlands Museum voor Geschiedenis en Kunst，於1875年成立）。當時，荷蘭歷史與藝術博物館可說是國家博物館裡的一個獨立部門，擁有獨立的展示空間，不同類型的收藏（例如：肖像畫、船隻模型、槍砲鎧甲、旗幟等）各自佔據內院一隅，甚至延伸堆積於牆簷之上（圖一、圖二）。儘管展品內容豐富可觀、目不暇給，如此布局卻顯得駁雜，而難以提供觀眾一幅清晰且連貫的荷蘭歷史概觀。

歷史時序編織而成的國家認同：國家博物館敘事改革者Frederik Schmidt-Degener

直到1930年代，荷蘭藝術史學者Frederik Schmidt-Degener（1881-1941） 被任命為國家博物館館長（任期：1922-1941），有關國家歷史的展示敘事才有了顯著的變化（圖三）。在Schmidt-Degener的主導之下，荷蘭歷史與藝術博物館的獨立性消逝而更融入國家博物館之中，其收藏被分為兩個部門：1931年成立的荷蘭海事史部門（Afdeling Geschiedenis ter zee） ，以及1937年成立之荷蘭領土史部門（Afdeling Geschiedenis te land） 。這兩個部門的劃分，為宏大的荷蘭國家發展史建構了較具系統性的分類框架（註1）。

註1：Ellinoor Bergvelt (2011). ‘The Decoration Programmes of Cuypers’ Rijksmuseum in Amsterdam’, in Ellinoor Bergvelt, Debora J. Meijers, Lieske Tibbe, and Elsa van Wezel (eds) Specializ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after 1830: The Neue Museum in Berli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311-321. Berlin: G + H Verlag.

然而，需要先說明的是，目前並沒有清楚的資料顯示Schmidt-Degener所規劃的展示改革預設了「增強國家認同、提倡愛國情懷」等目的。事實上，他的改革初衷是「以觀眾為本」，力求建立一套較為簡約而條理分明的展示脈絡，以便觀眾理解展覽所想傳達的訊息。按年代先後編排的敘事架構之所以獲得青睞，與其能夠提供清晰的故事線、使荷蘭歷史的發展進程能更容易被觀眾掌握有關（註2）。這樣的展示改革自是讓民族英雄事蹟、鞏固邊界與宣揚國威等戰事顯得更加斑斑可考，藉此所提升的國家認同感則是附加的效果。

註2：Schmidt-Degener的改革多從觀者的角度思考，他一方面認為編年敘事重新架構歷史展示，有助於釐清民族發展的進程，。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去除了原先以編年架構安排的繪畫展廳，改以畫派（例如：台夫特畫派、海牙畫派等）作為分類標準。這與當時繪畫展廳之間的編年架構已顯得過於鬆散，而難以讓觀眾理解有關。

當然，Schmidt-Degener的展示改革並非出於靈光一現，而是承襲了二十世紀初歐洲博物館改革運動所提倡的簡約布置與觀眾本位等準則。以下將從該運動的訴求出發，藉由Rijksstudio開放的展廳老照片，配合國家博物館研究圖書館裡典藏的展廳指南，介紹Schmidt-Degener為1930年代的國家博物館所建立的一套編年架構的國史敘事（註3）。

註3：荷蘭國家博物館極為完善且開放的數位典藏系統Rijksstudio不僅收錄了數十萬件館藏的高解析度影像 (4500 × 4500像素)，更特別的是，它也收藏了近萬張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展廳照片。  這些珍貴的檔案照片再加上氣派的博物館研究圖書館 (Rijksmuseum Research Library) 所典藏的一系列展廳指南，提供了我們有關國家博物館展示變遷史的豐富資訊。展示變遷史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能揭示不同時代的博物館敘事框架如何改變了藏品的意義，也呈現了展示政策的改革如何反映了當時盛行的美學思潮。參見荷蘭國家博物館網站。

觀眾本位：二十世紀初歐洲博物館改革運動

曾在柏林與巴黎研究藝術史的Schmidt-Degener，深受二十世紀初發跡於德國的博物館改革運動（Museumsreformbewegung）所啟發，尤其該運動的核心人物─德國藝術史學者Wilhelm von Bode (1845-1929)─所倡導的簡約布置更是深刻地影響了他（圖四）（註4）。 這些痕跡於日後Schmidt-Degener在荷蘭國家博物館裡所實踐的展示改革中都可以看出。

註4：Schmidt-Degener當時選擇至德國與法國留學是因為直到1907年之前，荷蘭的大學並未開設藝術史課程。見Julia Noordegraaf (2004). Strategies of Display: Museum Presenta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Visual Culture.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博物館改革運動的核心宗旨是簡約，它主張汰除盛行於十九世紀的沙龍式展示（salon-style hanging）（註5）。沙龍式偏好以量取勝，傾向一次展出大量的作品，最典型的代表即是在整面牆上掛滿畫作而不留下一絲空隙（沙龍式展示也盛行於十九世紀末的荷蘭國家博物館，見圖五；改革前的歷史展廳，也可見展品排滿牆面的沙龍式陳列，見圖六）。

註5：博物館改革運動的介紹，參考：Andrew McClellan (2008). The Art Museum from Boullée to Bilbao.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這樣的展示手法在改革運動者看來，簡直是讓博物館成為一座過時陳舊且雜七雜八的倉庫！Wilhelm von Bode更直接批評沙龍式展示讓藏品有如「互相堆疊的鯡魚」（like herrings one above another）（註6）。改革者認為博物館應該大幅減少展量，藉此降低觀眾的視覺疲勞，從而使博物館空間更為現代化且舒適。

註6：Edward P. Alexander (1995). Museum Masters: 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e. Nashvill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218.

在簡約的訴求外，von Bode特別強調對稱地陳列不同材質的物件，對於增添視覺美感的重要性。因此，在擔任柏林舊博物館（Altes Museum）與凱薩‧腓特烈博物館（Kaiser-Friedrich Museum，為了紀念von Bode，現已改名為von Bode Museum）館長期間，von Bode規劃了他認為能創造更強力的視覺吸引力、更能吸引觀眾注意的參觀經驗：跨材質並置。例如，在凱薩‧腓特烈博物館的文藝復興展廳中，他將該時期的繪畫、雕塑與家具結合展示，彼此井然有序共聚一室（圖七）。這樣的布展策略，在當時的確提供了別具一格的視覺經驗，從而吸引了更多觀眾（註7）。

註7：Julia Noordegraaf (2004). Strategies of Display: Museum Presenta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Visual Culture, 66.

簡約易懂、跨材質藏品相互搭配的展示風格，也有助於吸引更多藝術專業者之外的普羅大眾。改革運動者深信，這樣的展示改革有助於深化博物館與一般群眾的聯繫，而不僅為知識菁英階級服務（註8）。

註8：Andrew McClellan (2008). The Art Museum from Boullée to Bilbao, 168.

博物館改革運動的展示策略隨後席捲了歐洲各國與美國的博物館，包括Frederik Schmidt-Degener領導下的荷蘭國家博物館。在簡約的訴求之下，Schmidt-Degener減少歷史展廳的展品數量以開闊展廳的空間格局，使其在視覺經驗上顯得更為舒適，並運用編年架構重新組織展品，使無形的歷史發展，能透過有形的物件以及更有系統的敘事框架，更容易被一般民眾所理解。Schmidt-Degener的目標即是讓觀眾即使不依靠展廳指南或導覽，也能夠掌握展覽所欲傳達的訊息，而不致於迷失在展廳之間（註9）。

註9：Schmidt-Degener認為，對展廳指南的過度依賴會使觀眾變得被動。參見Julia Noordegraaf (2004). Strategies of Display: Museum Presenta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Visual Culture.

Who we are：國家編年史的建構

Schmidt-Degener所成立的荷蘭海事史部門以及領土史部門所屬展廳均位於一樓東側。內院屬於領土史部門，此處按照時間順序，以雕塑、油畫、版畫、兵器、建築模型與印刷文件等訴說荷蘭歷史：從中世紀勃艮地（Burgundian）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統治時代、十六至十七世紀獨立戰爭、十七世紀荷法戰爭、十九世紀滑鐵盧戰役乃至十九世紀末國家博物館落成（圖八、圖九）。如同Wilhelm von Bode為凱薩‧腓特烈博物館所設計的展廳，Schmidt-Degener同樣為展品之間留下足夠的空間以避免視覺擁擠，並以雕塑穿插於繪畫之間，強化整體布局的對稱性。

圍繞內院周圍的三十餘間展廳同樣按照年代順序，展示十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的海事史（圖十），此處涵蓋了八十年戰爭（荷蘭獨立戰爭） 、荷蘭共和國成立、東印度公司崛起、新地島探險、北方戰爭、巴達維亞共和國成立、四次英荷戰爭等大事記。展品種類同樣涵蓋甚廣，還包括了中國的外銷瓷（藉以敘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國際貿易成就）（註10）。 編年架構也反映在當時出版的展廳指南中：1932年的展廳地圖裡繪有一條紅色附箭頭的虛線，將所有的海事史展廳按照年代先後串聯起來（圖十一）。

註10：Frederik Schmidt-Degener (1932). Rijksmuseum afdeeling geschiedenis ter zee.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

二戰的間歇與戰後重整

Schmidt-Degener所規劃的荷蘭歷史展示持續了數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爆發後 （德國於1940年入侵荷蘭），國家博物館暫時關閉，並將館內眾多藏品裝箱打包、分批運至位於荷蘭各地的庫房裡（圖十二、圖十三）。二戰後，直到國家博物館於2003年再次關閉以進行大規模整修之前，海事史與領土史部門重整成新的國家史部門（Department of National History） ，展區仍在一樓東翼，編年脈絡也大致維持，但將更多的展廳空間讓與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

小結：敘事，美感，國族認同

本文一開始提出了一個問題：國家博物館的展示敘事，是如何幫助荷蘭國家認同的確立、並進而使該博物館成為令荷蘭人驕傲的國族標的之一呢？ 在1930年代擔任國家博物館館長的Frederik Schmidt-Degener，可說是讓民族發展的編年敘事逐漸在國家博物館構築成形的重要推手之一。儘管他的改革初衷，在於透過更具系統性的展示脈絡，幫助一般觀眾理解展覽的內容，但當這套展示策略與具有歷史價值的收藏相結合時，也產生了增強民族認同感的效果。每一間博物館在其成立之後的歲月裡，都可能遇上頗具野心、致力於推動收藏與展示改革的館長或策展人，他們往往能帶領博物館航向重要的轉折時期。對於荷蘭國家博物館而言，Schmidt-Degener無疑是二十世紀初那位領航人之一，他的展示改革協助了國家認同感在此深根發芽。

延伸閱讀：國家榮耀的紀念碑：荷蘭國家博物館成立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