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為黨生活的人——小林多喜二

對於日本文學評論家而言，以現今的時點或者立場，去評價一名活躍於八十餘年前日本文壇的作家，必然存在著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嚴肅考驗。首先，論者必須冷靜自持看待其所有作品，尤其在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優缺點。其次就是，不因同情或支持其政治主張而放棄批判，更不能畏於已由其黨派樹立的文學權威地位，輕易隨之附言，因為任何預設性的既定評價，一開始就已經自失立場了。以《防雪林》、《蟹工船》、《在外地主》、《工廠細胞》《為黨生活的人》等小說聞名的小林多喜二（1903-1933），即是最佳的例證和挑戰，因為其作品有對於時代的控訴和對於弱勢底層者的同情，而這種描述又很容易將我們推向道德領域的困境。

從文學啟蒙到憤怒青年

基本上，小林多喜二的文學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他於1918年就讀小樽市商業高校時，擔任校友會雜誌的編輯委員，已經開始發表和歌、新詩和小品文。1920年，他們編製手抄的傳閱雜誌《素描》，這個刊物即這些文藝青年的發表園地。他們同仁之間彼此約定，每月都要閱讀《文章世界》和《新潮》雜誌，並且鼓勵向這著名刊物投稿。他就曾向《小說俱樂部》《新興文學》等雜誌投稿。這個時期，日本的出版界已開始大量翻譯和介紹俄國和西歐的近代文學名著。譬如：俄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罪與罰》、屠格涅夫的《初戀》以及義大利詩人鄧南遮的《死的勝利》、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和法國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可謂迎向世界文學的時代。

在這文學思潮的刺激下，日本文壇亦催生出相應的作家和作品，如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秋田雨雀的〈國境之夜〉、江口渙的《惡靈》、小川未明的《紅色地平線》、有島武郎的《一則宣言》、倉田百三描寫親鸞和尚的劇本《出家及其弟子》、賀川豐彥描寫在神戶貧民窟富有傳教體驗的小說《越過死線》、島田清次郎的長篇小說《地上》，等等。毋庸說，這些作品自然成為當時文青們文學養份的來源。只不過，這些帶有感傷情調的作品，終究缺少深刻的思想性。

關於這個缺點，小林多喜二在〈新生的孩子〉一文中，亦有明確提及：「在這以後，我寫了不少拙劣的作品，只是在我心裡，總有一種要和過去作品訣別的心情。當然，這對我來說，應該是一件高興的事情，並不意味著在貶低以前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幼稚，但它是過去的我——至少是形成現在的我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希望諸位讀者能夠多加包涵。我期待讀過這兩篇小品之後，把您所感覺到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寫下來，因為不管好壞，它將成為我今後前進的路標（參見手塚英孝《小林多喜二傳》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眾所周知，小林多喜二非常仰慕志賀直哉（1883-1971）這位短篇小說之神的創作手法，並深受其文學影響，他們進而有書簡往返。其後，他陸續發表了〈龍介和乞丐〉（1922）、〈鑰匙〉（1923）和〈進入莽叢〉（1923）等作品。接著，他與脫離賣淫火坑的女子——田口瀧子互有愛意，寫了一系列戀愛題材的短篇小說。例如〈龍介的經驗〉（1925），描寫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婦女自主反抗的〈瀧子及其他〉（1928），即是以此為模型的作品。從寫作視點來看，這是他閱讀斯特林堡、杜思妥也夫斯基、契訶夫等作家作品，以及國內白樺派文學的影響延伸。

除了文學作品之外，彼時他亦開始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著作。他在日記中（1926年12月19日）寫道，他從圖書館借出小泉信三的《近代社會思想綱要》一書，還抄錄了全書目錄；翌年3月8日，他在日記中這樣提及：「馬克思《資本論》太難了，改讀《經濟學批判》，但不懂之處仍然不少……」進言之，在這個階段，小林多喜二已顯露出激進的思想，毫不掩飾要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企圖。他在1928年元旦的日記裡，這樣坦誠心跡：「啊，新的一年來到了，我們的時代來到了！……今後在思想上，一定要向馬克思主義發展前進。結識了古川、寺田等勞農黨的戰友，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正在燃燒的革命旗幟

第二期即1928年以後，小林多喜受到同陣營前輩作家葉山嘉樹的影響，在創作技巧上較為成熟的階段。不過這時候，他已是日共青年同盟的成員，為了徹底貫徹黨意和革命意志，他將文學創作視為鬥爭的武器，頻繁參與各種對抗性的社會活動。例如幫忙製作傳單、選舉海報或會計工作，這些事情後來成為他寫作的素材。

稍早之前，由於福本和夫的極左主張，造成了日共內部的分裂，日本無產階級藝術同盟就是在此條件成立的。1928年3月13日，以日本無產階級藝術同盟（簡稱「普羅藝」）、勞農藝術家同盟（簡稱「勞藝」）、前衛藝術家同盟（簡稱「普藝」）為主，建立了日本左翼文藝作家總聯合會，並召開了成立大會，旨在貫徹「文學應該成為黨的文學」、「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的馬列文藝思想。

然而，日本政府很早就察覺到這股危險思想的氣焰，是年3月15日，預審法官指揮警察展開了全國性的搜查逮捕，數千名日本共產黨員、勞動農民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販售馬克思著作的書店、無產青年同盟本部、希望閣及其他50名相關人士均遭到了檢肅和拘留，其中有30名嫌疑人，以違反《治安維持法》關押在市谷監獄。日共人士很頑強，他們遭到了逮捕卻並未停止地下活動。3月26日，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並創辦了「納普」的機關刊物《戰旗》。在他們看來，「文學」應當貫徹成為（日本共產）黨的文學，是其革命事業的組成部分。但可以看出，這個黨性大於作家的自由意志，蠻橫僵固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在抹煞創作者的主體性，這種做法必然走向為僵化的結局。

當時，小林多喜二還在北海道拓殖銀行上班，尚未轉戰到態勢森嚴的東京，他對於這起整肅日共的風潮這樣寫道：「彼時，普選剛剛結束，不久就發生3.15的鎮壓。我印象非常深刻，許多人從我的身邊被帶走了。那種衝擊的激烈程度，絕不是平常的事件相比。因為從不到15萬人口的北國小城中，就有將近200名工人、學生和工會幹部，逐個被警察押走了。」

在那以後，他以此事件為題材，寫作〈1928月3月15日〉這部中篇小說。他於該年6月初開始動筆，8月19日完稿。他曾經在日記裡記錄創作的過程：「由於我白天有工作，沒有完整的時間可使用，因此不管什麼時間、無論走到哪裡，我總是帶著紙和筆。通常我利用早晨上班前的時間，或下班以後同事們到經理那裡拍馬奉迎的時間，或者等候朋友見面的空檔，寫出五行十行的。換句話說，我沒有充分的時間伏案寫作，只能善用各種零碎的時間……。」就此而言，小林多喜二的寫作條件的確相當刻苦，這種精神卻能鼓勵其他的創作者。

另外，看得出來，他在其報導文學〈到東俱知安去〉中，同樣表現出可能遭受3.15事件波及的恐懼：「……自從選舉開始以來，工會人手不足，每天晚上，我們一下班就從公司（拓殖銀行）跑到二樓公會幫忙。由於職種不同的關係，我們不可能做那些前台的工作，所以做些後台的事務。盡可能地讓工會成員都上『前線』。話說回來，我可是賭上自己的飯碗，天天到工會來的。因為這件事如被公司知道，僅只這個理由，立即就可以把我開除了。即使這樣，只要我能力所及，必定盡力而為。每天深夜一點多鐘，我走在刺骨的寒風中，艱難步行一兩公里，才能回到郊外的住處。我曾經在狂風大雪的夜裡，一時不察，半個身子陷入雪堆裡而動彈不得，甚至因為過度疲累，一邊走著一邊睡覺，直到重重地撞上垃圾箱，才猛然地驚醒起來。」

正如上述，小林多喜二作為一名無產階級作家，平時很注重寫作材料的蒐集，擅長運用寫實主義的技法，《蟹工船》和《在外地主》（1929）兩部小說，就是這種條件下寫就出來的。必須指出，《在外地主》是根據《防雪林》為底本改寫，在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方面，做了大幅修改。這部作品取材自磯野農場租佃戶與地主之間的抗爭。為了寫作這部小說，他曾經以外出調查的名義溜班，到附近的茶館寫作。那家茶館白天客人很少，他一坐下來，旋即埋頭寫上幾個小時。9月11日晚上，他完成《在外地主》初稿，經過修改和謄寫，於9月29日，將稿子寄給《中央公論》雜誌的編輯，並附上一信，寫明自己的創作意圖。出於他的寫作習慣，他將《蟹工船》寄給了評論家藏原惟人時，同樣附上信文說明，頗有強調其作品的戰鬥意志：他跟平林泰子和黑島傳治同為無產階級作家，但是他比他們描寫封建的或過渡時期的農村景象更具尖銳的批判。同年，他與初戀情人田口瀧子重逢，最後仍然無疾而終。11月，他投身工農運動的行動曝光，而遭到拓殖銀行的解雇。這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折，如同宣告其寫作和激進的革命之路，將從嚴寒北國轉向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東京。

餘溫能否繼續灼人

第三期就是1930年3月小林多喜二從小樽來到東京之後，受到日共作家藏原惟人倡導的「納普作家的新任務——共產主義藝術」的啟迪，更加確定了創作方向的時期。此時，小林多喜二主張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一面投身於大眾革命運動，一面以文學作為武器，目的要喚醒在他認為需要被拯救的無產階級群眾們。這一時期主要作品：〈工廠黨支部〉（1930）、〈組織者〉、〈牢房〉等等。

但就在此時，刑求拷問的陰影終於降臨在他的面前了。同年，他參與《戰旗》防衛關西巡回演講，被依涉嫌金援日本共產黨的罪名遭到逮捕和拷問。其後，又因違反《治安維持法》，以「不敬罪」被起訴，關押在豐多摩監獄。他關在獨居房，因各種條件限制，只能閱讀經濟方面的書籍和外國文學名著。例如，他讀了大內兵衛的《財政學大綱》和《經濟學》；在文學方面，他讀過托爾斯泰的《復活》、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白痴》、《群魔》、巴爾扎克的《鄉下醫生》、《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以及法國作家《菲利浦全集》、狄更斯的《雙城記》等。那時候，儘管他身在牢獄中仍然透過管道發表了中篇小說《工廠細胞》。

翌年1月，小林多喜二保釋出獄了，他的弟弟三吾和齋藤次郎以及女作家壺井榮等人，在監獄大門口迎接他。其後，他擔任作家同盟的書記長，正式加入了日本共產黨，發表了黨性明顯的小說《組織者》，並在《都新聞》上連載長篇小說《新女性的氣質》（後來改名為《安子》），奇怪的是，這部小說只寫了上篇，再也沒有繼續寫下去。9月，他閱讀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之後，深受啟發感動，進而開始創作長篇小說《轉折時期的人們》，於《納普》刊物上連載，不過，這部小說仍然沒有寫完。文學評論家江口渙在〈小林多喜二的生平和業績〉一文中指出：「因為小林多喜二組織活動繁忙，不能把全部精神貫注在這部作品裡，又由於他遭到虐殺（指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被捕後於築地警局遭到刑求致死的事件），使他精心之作終於未能完成。後來從其祕密住處的皮箱裡發現了30枚左右的殘稿，這真是令人痛心至極的事情！」

或許小林多喜二很早就預知到，投身於反政府的革命活動（自己又坐過牢獄），隨時死亡不足為怪，1931年11月初，他特地前往奈良拜訪他仰慕的白樺派小說家——志賀直哉。那次探訪給志賀直哉留下極佳的印象：「……我感到他為人誠實，使我改變了自己過去對於無產階級作家的成見。」由此可見，這場如師徒般的對談所散發的融洽氣氛。1932年，日本政府正加緊對無產階級社會運動的壓制，這個措施使得宮本顯治與小林多喜二等共黨人士，紛紛轉入地下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小林多喜二沒有中斷小說創作，完成短篇小說〈失業貨車〉和中篇小說《沼尾村》，其後，又完成了《為黨生活的人》這部小說。只不過，這部作品意識形態過於尖銳，直接刊出可能遭致查禁，所以題名改為《轉換時代》以避其鋒頭。這部小說正是小林多喜二陣營裡極力推崇的作品，他們將它視為其無產階級文學的史詩，亦是日共人士心目中的墓誌銘。

然而，這終究是來自同溫層的讚頌，二戰以後，日本評論界對於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展開了以「政治與文學」的論戰。平野謙就批評道：「這是共產黨人的樣板文章，一種僵化的『制度』；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壓倒一切的技法。直言之，多喜二的文學過於標舉『政治主張』，反而失去應有的文學性……」而平野謙的主要論敵中野重治則撰文回應，論者應當全面考量小林多喜二所處的境況，不應忽略其作品為無產階級文學做出的貢獻……。的確，這場論戰風暴已經消隱在歷史深處多年了，但換個角度來看，正因為我們作為論戰風暴之外的讀者，反而多了些清醒的目光來看待他的作品。在《防雪林》中，我們讀到貧農們在北國酷寒的大地上掙扎求存的生命姿態，不由得份外感動起來。在《為黨生活的人》裡，主人公為失業勞工們奔走轉下地下活動，其最後突顯共黨青年的政治修辭，卻令人不予苟同。儘管不久前，電影版《蟹工船》成功喚醒人們對於日本失業問題的關注，贏得許多支持的聲音。畢竟，文學應該歸於文學園地，因為當共產國家取得政權，開始追逐經濟利益趁機淘空國家資產的同時，工農兵文學就得被掃地出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