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鑽研戰後台灣政治史、台灣法律地位問題，目前任職中研院。
近日，一起產權訴訟判決，意外讓當年孫立人案檢舉人身分曝光，也使這個塵封多年的孫案再度躍上新聞版面。
一八九九年安徽出生、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的孫立人，以對日抗戰期間，率新三十八師遠征緬甸，解仁安羌英軍之圍，並與美軍合擊收復緬北，揚威中外。對日抗戰時期，曾在東北指揮新一軍作戰，後來，戰績彪炳的他，奉命赴台訓練新軍，並任陸軍總司令，兼掌台灣防衛總司令。但在事業臻於頂峰之際，卻於一九五四年被調為總統府參軍長，形同冷凍。一九五五年，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以其部屬郭廷亮預謀發動兵變為由，將他革職幽禁。直到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接任的李登輝下令解除長達三十三年的軟禁，他才恢復自由之身。
根據美國解密檔案，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前幾個月，國務院內部曾有製造非蔣「獨立台灣」的構想。該年五月三日，國務院政策計畫局長尼茲（Paul Nitze），曾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倒蔣方案，也就是，若由獲美國大力支持與背書的孫立人在台灣發動兵變，將可成功，而且孫立人已透過管道向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私下「透露」，他已準備好罷黜蔣介石，一旦事成，美方將把籌碼加在孫立人身上，並組織起有效的防禦力量，同時在大陸煽動反共的力量。
六月十五日，國務院高層更於一份極機密備忘錄中描述，華府將以機密方式，透過密使轉告孫立人，只要他願意發動政變並取得台灣兵權，美方已準備好提供他必要的軍事援助和經費。[1]不過在此一備忘錄完成後不久，韓戰爆發，一夕之間，情勢發生轉變，這個「扶孫倒蔣」的計畫因而遭到擱置。而在蔣介石獲得美援及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隔年孫立人就在劫難逃了。
多年之後，魯斯克證實當年確曾收到孫立人送交的「政變」密訊，但在孫立人的義子揭鈞致函要求澄清下，他的回函卻說，「我不希望進一步評論韓戰即將開始時據說是來自孫立人將軍的訊息。我不能證明那訊息真是來自孫將軍，我甚至已忘記訊息是從那個管道而來」。[2]可見孫立人是否真的跟美方作如此表示，不無疑問。但如同蔣介石的「御醫」熊丸說的，即便孫立人「看起來不像會叛變的人」，但「卻經常召見美國人，與美國人開會，所以總統對他的行動很疑心，覺得他似乎有圖謀不軌的意圖」。[3]
如今，這個以整肅為目的的孫立人案，已被學界公認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冤案，包括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也已替郭廷亮、孫立人二人平反，然而，整個事件的導火線，或說國民黨政府的真實動機，究竟是出自於上述孫立人與美國的「特殊」關係，還是孫案關係人如王筠等認為的，起因於孫立人與蔣經國的衝突，也就是，一九五○年蔣經國開始改組情治單位、在軍中積極建立政戰體系，與孫立人主張的「軍隊國家化」理念不合，包括熊丸也說，「當時孫立人因反對『政工制度』而得罪經國先生」，[4]於是「蔣經國先生對付孫的辦法是先砍樹枝，再砍樹幹，最後是掘樹根。」[5]目前仍無定論。此外，究竟是蔣介石主導，抑或揭鈞強調的「蔣經國是孫案的主謀」，[6]也有待釐清。看來，整個孫立人案似乎還沒有完全水落石出！
[1] 林孝庭作，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台北：遠足文化，2017），頁231-232。
[2] 鄭錦玉，〈感懷孫立人將軍的冤屈昭雪〉，《傳記文學》，79：3（台北，2001.9），頁116。
[3] 陳三井訪問，李郁青紀錄，《熊丸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175。
[4] 陳三井訪問，李郁青紀錄，《熊丸先生訪問紀錄》，頁176。
[5] 陳存恭訪問，萬麗鵑紀錄，〈王筠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訪問，萬麗鵑等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104。
[6] 陳儀深訪問，彭孟濤紀錄，〈孫立人義子：揭鈞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口述歷史第14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頁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