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島嶼的愛和向望
作者:周婉窈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轉型正義」英文稱為「transitional justice」,這是一九八○年代以來,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且必須努力落實的工作。首先,我們先要了解這個名詞的含意。為什麼叫作「轉型」?二十世紀,尤其是二戰之後,很多國家都遭受專制獨裁的統治,但這些國家在二十世紀八○年代逐漸走向民主化,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社會的核心價值。專制獨裁的體制,本質上就是反民主的,人民沒有自由、人權遭受嚴重斲害,那麼從這樣的統治型態轉變為自由民主的體制,是非常巨大的變化,是革命性的改變。「轉型」指的就是從專制獨裁到民主社會的大轉變。由於在專制獨裁統治之下,很多民眾受到迫害,人權受到侵害,甚至發生大屠殺、族群清洗的慘劇,那麼,在轉型之後的社會,人們如何面對過去國家行使不當暴力的問題,國家如何還受害者公道(justice)?這就是「轉型正義」的課題:在轉型後的社會,對過去的不公不義予以審視和矯正。
在這裡,「轉型正義」就牽涉到「國家機器」及其操作者的問題。在自由民主社會,國家為人民而存在,民主程序是政治運作的原則,國家機器受到民主機制的監督,必須維持中立;專制獨裁國家則相反,政權由一個獨裁者、一個黨、一個統治集團,或一群軍人所掌握,他╱他們控制國家機器,國家與人民是為他╱他們而存在,為了鞏固政權,他╱他們必須控制人民思想,翦除異己,動用國家機器來對人民行使暴力,如任意拘捕、投獄、刑求、判刑、處決等,或暗殺、屠殺等;更巧妙的方式是用司法來整治異己。這類的國家暴力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國家機器被統治者掌控,且實際操作國家機器的各層人員也願意配合「上面」的意思。換句話說,獨裁者及其擁護者以國家機器為工具,對人民行使暴力,以確保其政權和利益。在社會民主化之後,這類迫害人權的事實必須受到審視和調查(究明真相),加害者必須受到譴責,並追究其責任,受害者則必須獲得平反並予以必要的賠償和照顧。之所以要做這些工作,最主要的是為了確立穩固的自由民主體制,確保過去的錯誤不會再發生。
如果一個從專制獨裁體制轉變為自由民主體制的社會不落實「轉型正義」,會有怎樣的後果?首先,我們要知道:國家機器不會自己運轉,一定要有人操作。比如說,任意逮捕人民如何發生?是來自軍警情治機構的哪個單位?是誰下的命令、誰去執行?總是要有人去做,不然,一個好好的人,怎麼會到祕密拘禁的地方?然後被刑求?然後被處決?這些國家暴力的行使者可粗分為:下端執行者、中端執行者、決策者、最高決策者。如果只是純粹執行命令的人,那麼,一般不認為要負起責任,例如執行死刑的劊子手,不會有罪,但如果他在執行過程中,對當事人施以非職務的暴力(如毆打、強暴等),那就犯了罪刑。最該被追究責任的是國家暴力的決策者,他╱他們必須受到譴責和懲處。轉型後的社會一定要究明事情的真相,才能追究責任。如果不這樣做,轉型後的國家機器就無法確保能夠真正中立化。為什麼呢?因為國家機器很複雜、很多層次(機構和單位重重疊疊),如果不追究責任,那麼那些決策者難保不會「伺機而起」,而那些習慣看「上面」辦事的人,難保不會又要看「勢頭」來操作國家機器。這些都將使得民主化的社會倒退,甚至倒退回原來的專制獨裁體制。蘇聯解體後的俄國(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就是個顯例,目前回任(第三任)的總統普京,是前蘇聯情報機構KGB的重量級人物,在他的統治之下,俄國逐漸退化為威權國家,甚至被認為是「黑幫治國」,目前連一個有力量的反對黨都不存在。女子龐克樂團Pussy Riot三名團員因反普京演出,三月被捕、八月判刑,有人針對此事說:「Putin is Russia’s court.」(普京是俄羅斯法庭),聽起來很耳熟。
從專制獨裁體制過渡到自由民主體制,是革命性的改變。有些國家是透過流血革命才獲得轉型;有些國家則是透過不流血的民主化過程而獲得轉型。前者由於是革命,革命成功後自然會換掉大批國家機器的操作者;後者因為是和平轉型,除了最上層的權力者之外,基本上國家機器的操作者還是原來的那一批人。革命有革命的問題(過程中可能製造巨大的不公不義),和平轉移有和平轉移的問題。但無論如何,都必須落實轉型正義。我們臺灣在一九九○年代走向民主化路程,受到世界的矚目,是臺灣人民重大的成就。但也因為我們不是透過革命,卻要達成革命性的變革,更要特別留意,非落實轉型正義不可,否則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退轉。何以這樣說?我們現在操作國家機器的一批人基本上和威權時代是同一批人,但我們對過去的國家暴力,從來沒有究明真相,更不要說追究責任了。我們知道這麼多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但卻看不到一個「加害者」,更不要說有人要為最高決策負責了。那些刑求人的人呢?那些讓刑求成為可能的決策者呢?一個也看不到。其實不要說「加害者」,我們社會連「受害者」也不是很能看得見。現在又生出一個新的論述:白色恐怖是因為那時候的「結構」問題。這是誤導社會,白色恐怖是國家機器如何在「人」的操作下變成國家暴力的問題,本身確實形成「結構」,但不能用「結構」來為它脫罪。
沒有被譴責、被追究的國家暴力,隨時可能回來,因為操作國家機器的是同一批人。社會轉型了,他們的思維轉型了嗎?他們真的認為國家機器必須中立嗎?他們做得到嗎?他們就算不被追究、不被懲處,如果社會知道真相,認為過去是錯誤的,他們可能還有所顧忌,但是如果連社會對真相、對追究責任都沒興趣,那麼,不就是確保國家機器無法中立化,甚至還會彈回原狀嗎?官僚體制原本就具有很強的慣性╱惰性(inertia),不落實轉型正義的轉型社會,很可能在舊勢力的反撲下,喪失好不容易獲致的成果。這是臺灣社會最大的隱憂之一。舉例來說,現在位居高層權力中心的很多人,在威權時代其實是共犯集團的一分子,甚至處於決策層(或決策者的子弟╱精神後裔),他們不只沒參與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且站在對反的位置。他們真的擁抱了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嗎?還是依然懷著威權時代的思維?
我們最後一講的講義有如下的備忘:
落實轉型正義四項必要工程:
一、究明真相。
二、釐清責任歸屬(追究責任)。
三、道歉、補償、興築紀念碑等。
四、確立防止再度發生的機制。
究實而言,我們基本上只做了第三項,孤立地做第三項,其實是沒有效果的。轉型正義最終目標在於確立穩固的機制,使得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也可以說是:為了美好的未來,而去面對過去的錯誤和傷痛;也是對過去受到傷害的人的一種無法彌補的彌補。誰能還他們青春、還他們生命?為了我們臺灣的未來,為了還那些受難者一個公道,我們一定要落實轉型正義。
最後,我們列個表,比較專制獨裁和民主社會兩種型態的價值觀及相關概念,就能知道何以這樣的轉型是「革命性」的改變。
專制獨裁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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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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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主從關係、權威主義、統治菁英宰制人民、人治、領袖崇拜、一元化、齊一性、灌輸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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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治、獨立、自主、主體性、文化多元主義、多樣性、啟發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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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以下是我彙整同學的問題,試著分點回答,供同學參考。這些問題其實都和我們社會沒落實轉型正義有關。
一、 「一元獨大,眾小元靠邊站」的多元社會假象
同學來問說,我們上課講的,他過去也都聽過,但基本上只是「名詞」,如戒嚴、解嚴、白色恐怖等,並不知道實際的情況。這其實不奇怪,因為我們現在表面上是個多元社會,但佔據舞臺和鎂光燈的,還是過去威權時代的群體及其擁護者,例如「文化明星」幾乎都還是威權時代的文化明星。社會民主化了,過去的統治集團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壓抑別的社群的聲音和表述,但是,這些聲音和表述都進不了主流論述,也不為主流媒體所青睞,當然也就無法成為一般人的認知,遑論在一般人的思維裡。比如說,轉型正義最該處理的白色恐怖,一直無法成為社會的共同認知,很多人不想去了解,主流論述也一再想導引社會往對過去的統治者有利的方向看─日前文化部長將白色恐怖推給時代的「結構」,避談加害者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若要說社會上沒有相關的書籍和報導,也不對,因為還是可以找到不少資訊,只是這些都在主流之外。換句話說,舞臺還是被過去的主流所獨佔,多元社會新出現的其他「元」,都在舞臺的鎂光燈之外,甚至只能站在臺下,要認真去找才看得到。總而言之,目前臺灣社會的論述結構是「一元獨大,眾小元靠邊站」,如何突破這個結構,建立真正的多元社會,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二、我們社會的自由度在減縮嗎?
同學說,他上別的課時,有老師認為我們的自由度在減縮,問老師是否也這樣認為。答案:是的。原因也在於很多應該中立的機構開始傾斜,例如近年來公共電視改組的問題,由於事情很複雜,很難幾句話說明,我們就舉個實例吧。星期一課堂播放的紀錄片《牽阮的手》,原本是導演莊益增、顏蘭權夫婦為公視拍攝的影片,但公視相關單位要導演剪掉「林家血案」和「鄭南榕自焚」那兩大段才要播放。導演為了保住這兩段,以土地抵押借錢還公視補助款,並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完成解約。這在過去臺灣自由度最高的時候,是不可能發生的。另外,去年也有原住民立委以凍結預算阻止原住民族電視臺播放原住民族運動的紀錄片(報導詳文末所附資料),這都是臺灣民主倒退的顯例。近年來,高中歷史課綱的強行修訂和歷史教科書的嚴密審查,也是明證。
如果同學認為思想自由和表述的自由很重要,請你們務必關心公共事務,捍衛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
三、暴政未必亡
任何暴政之所以能成立,除了一開始的血腥鎮壓和長期性行使國家暴力之外,其所以能夠長久存在,其實靠的是一般人的默認,尤其是依附統治集團的積極支持者。為何有那麼多人要支持暴政?這是很可以了解的,因為反抗只有帶來災難,甚至舉族滅亡;反之,支持它則能獲得獎賞和利益。如果統治者夠厲害的話,它懂得透過教育,教養一整代人相信它的統治神話和統治義理,那麼,這樣的統治就能確保「長治久安」。更何況,就數目和比例來說,被國家機器碾碎的個人畢竟是少數,而且在歷史的現場,這些人都是萬惡不赦的「匪徒」、「叛亂者」,是社會的公敵,罪有應得。
我們臺大的學長姊,在臺灣民主化的歷程中,罹難的罹難、坐牢的坐牢、抗爭的抗爭、奮戰的奮戰,從來沒缺席過,這是我們最該引以為傲的。但另一方面來說,擁護威權統治的、幫兇的,人數更多。選擇後者,很可了解,但如果我們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權,那麼,我們的路應該很清楚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