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70週年】方寸之戰:郵票裡的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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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涉及記憶,記憶操弄著人們的行為模式。

1947年2月28日在台灣發生的一個事件,註定永遠不會只有一種說法,這原本是歷史的特質,在場者與不在場者,死亡、恐懼、失憶或失語,沒有任何兩個人的感受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刻意扭曲與造假畢竟不應被允許。只是,這和一廂情願或以訛傳訛的非惡意錯解之間的差別又是什麼?我相信,最大的差別就在於面對和不斷對話,任何人想尋求單一的解答(例如不假思索的做出反應),都應該要避免。

不斷地質疑,不斷地探索,千萬不要拒絕思考。且讓筆者邀請大家來想想郵票裡的三套228郵票,試著挑戰自己,好嗎?

這世界上的第一套228郵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的,時間是1977年,目的在紀念台灣人民抗暴30周年;所謂抗暴指的是國民黨的暴政,在郵票設計上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著作「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三位「台灣青年男女」手持五星紅旗,後方是天安門的「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標語。

我們總是要思考:這是誰發行的?透過什麼樣的媒介?觀眾是誰?其目的在達成何種效果?而不是好可惡、好棒棒等情緒用詞。

一個思考的關鍵點是,當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表面上是華國鋒領導,實質上鄧小平的能耐更大,內政問題逐步解決之後,要面對的是所謂的「台灣問題」,延伸到1979年中美建交與葉劍英的「告台灣同胞書」,台灣主權歸屬問題浮上國際,而郵票這種媒介的特性正是可以無遠弗屆地傳播的。觀眾是台灣人嗎?當然不是,否則大家早就有記憶了;這些郵票交遞不到台灣,而是在中國內部和世界旅行,這是一場國際級的意識形態宣傳戰。

第二套郵票則是1997年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發行。二二八紀念碑的設計是所謂的「有碑無文」,換言之,早先關於228的研究不但是禁忌,即便能夠在媒體和學界形成討論議題時,也礙限於資料的取得困難,以及受到意識形態支持與反對兩方阻力的影響,難以好好開展。是以在郵票設計上,只是複製了一座紀念碑,並沒有深刻的理解並加以圖像化,一切都只能是生硬而無內涵的物件。

第三套郵票是2007年民進黨執政之下的「台灣郵政」所發行。這次是以紀念館的圖像為設計,不能說有多大新意,和上一套一樣,也都是現存建物的再現;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不是沒有內涵了,相反的,一個資料檔案館的意義在於這裡有待解譯的各種史料,或許尚未能形成一種統一的說法(我個人認為這樣至少不是件壞事),但這裡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者或民眾介入,人人都可以參與,如果我們試著上溯到走過那個年代的我們家族中長輩的經驗或記憶,不管在場或不在場,任何一次的對話都會是珍貴的。

簡單來說,三個政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都對228做出了回應,或者應該說都試圖「使用」這個事件來影響大眾的記憶,我們的記憶應該要由自己來組成,否則那就是被動地接受意識形態的灌輸,也就是俗稱的洗腦。

如今228事件檔案資料解密,數千筆、多達數百萬頁的史料供全民閱覽,我們終於有機會主動且積極的建構自己的歷史記憶,這正是轉型正義最核心的價值之一,也就是全民參與和理性客觀地探究。應該怎麼做、走到哪裡去、將看見什麼的提問,將由我們共同來思索和實踐,讓細緻的對話取代粗糙的規定,轉型正義需要更多的恆心毅力方能成就。

你要消極地被餵食想法嗎?若不,那麼方法是什麼?凡事先懷疑,然後去探究,不要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最後別忘了,也要懷疑自己是否停止了思考,畢竟最大的敵人永遠是自己。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