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向國父遺像行禮真正的意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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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上了大學就沒有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經驗,但其實在台大像是校運開幕典禮,因為司令台上有國父遺像,在升完旗後向遺像行禮仍然是既定程序之一;或者像在總統府接受全國大專優青表揚,也是要先拜一拜才能領到當選證書。

碰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去年11月校運,當聽到司儀喊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決定看看法律學院領隊教授怎麼做就跟著做(其實心裡是有點偷偷期待他大概不會鞠躬),後來我就跟教授一樣以大約5度的角度微微欠身了事,這個動作與其說是對國父的崇敬,不如說是對大會的尊重。我想這還涉及一種從眾心理,當大家都不假思索的行禮如儀時,除非立場特別堅定,否則很少有人會選擇「跟別人不一樣」。

這就是「禮教吃人」可怕的地方,所以愈不民主的國家愈需要繁文褥節。它在心理層面的運作邏輯是,繁文褥節愈多,人們愈無暇思索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做有什麼意義等,只能訴諸反正大家都這樣做;即使心裡有所質疑,面對行為和認知之間的失調,恐怕也只能說服自己,這樣做一定有它的原因、道理或必要吧。

當「和大家一樣」變成行為的目的時,一種阻止思考的反理性拘束力就產生了,簡單來說就是「風向」比較好帶了;相反的民主卻是理性時代的產物,正因為人類意識到可以憑藉自己的信心認識真理,也就是相信自己具有判斷事物的理性,才能擺脫神權和君權的統治取得人民作主的權利。

現代社會、民主社會,根據Max Weber的說法,是一個「除魅」(disenchanted)的世界,亦即奠基於「理性」的世界;除魅的概念包括解除魔咒、理性化、除神聖化。所以,參拜國父遺像的儀式,其爭論不僅在於孫文是黨父還是國父、或者他的地位是來自黨意而非民意;事實上,在他被「追諡」為國父的1940年訓政時期,幾乎所有的法律都是由一人一黨所操控,包括憲法的制定;整體立法體制基本上都不符合現代憲政原則,也違反「理性」,有的甚至連形式合法性都不具備,這些都是轉型正義要處理的問題。

而這件事更迫切的重點是,它到現在還存在,且其存在還被承認、合理化,這是對民主社會理性基礎的嚴重傷害,就像前面說的,它讓人民的認知和行為發生失調,它還不斷的在嘗試阻斷我們身為民主社會公民對理性的信心、追求與實踐。

至於國民黨批評提案廢除向國父遺像行禮儀式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個批評的邏輯很錯亂,儀式的廢除是意識形態,儀式的建立和維護難道就不是嗎?試問有哪個法案或制度背後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資本經濟、社會福利、能源安全……哪一個不是特定意識形態的價值追求?畢竟,追求民主自由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可見有意識型態一點都不成問題,可怕的是,以「污名化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反動修辭術。

因此,也許國父遺像問題不是我們重建民主必須迫切進行的第一要務,但我們應該在這個爭議中開始觀察並思考,這個後殖民國家中還有多少類似這樣「習焉不察」、將存在合理化、抗拒除魅的反動修辭等威權統治伎倆遺緒,它們又是如何深深影響人民心理與憲政文化,而將繼續妨害這個社會民主與理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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