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中的玻璃心與威權情

大概在三個禮拜前，也就是台灣正忙著歡慶農曆新年的時候，印度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民主學生聯盟（Democratic Students Union）發起一個討論喀什米爾自治議題的研討會，卻遭到印度教民族主義學生社團—全印學生聯盟（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的阻撓，校方因而取消了其集會許可。隨後，該校學生會在內的數個社團迅速地串聯起來，共同聲援民主學生聯盟、堅持捍衛言論自由。

聲援活動中學生情緒激昂，正反雙方持續較勁，現場出現了「抗爭將持續到喀什米爾自由為止！」（Kashmir ki azadi tak jung chalegi）與「抗爭將持續到印度崩壞為止！」（Bharat ki barbadi tak jung chalegi）等口號，印度警方便以「煽動叛亂」的罪名進入校園逮捕該校學生會主席Kanhaiya Kumar。但Kanhaiya Kumar在聲援過程並未呼喊此類標語，甚至在被逮捕的當天更因病未出現在活動現場，警方這樣的舉動引發學生強烈的不滿，展開了1990年以來印度最大規模的學生抗爭運動。

正當我在追蹤這個運動的後續發展時，我看到了台灣的新聞。

二二八前夕，政大野火陣線在圖書館的蔣介石銅像與風雨走廊活動佈告欄上張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名單，希望以此喚起師生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關注，未料卻引來校警、主任教官等校方行政單位代表幾近失控的回應。校警先是對學生大吼說要懂基本的「禮義廉恥」，接著激動地質問學生：「蔣介石屠殺的時候你看到了嗎？」，並數度指稱學生的行為是在「搗蛋」；主任教官在未了解海報張貼流程下就直接以違反規定為由逕行動手撕除。校方如此荒唐的行徑，真是令人膛目結舌。

說起來這兩個事件倒是有幾分類似：學校有一個很大的權力，它可以准你做什麼，或不准你做什麼。面對不認同的主張，不是去陳述意見、展開理性的溝通，而是希望直接消除他人展示的權利、讓他沒有辦法被看見，很明顯的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打壓。大學校園理應是一個追求真理的學術殿堂，有不同的意見、觀點時可以討論、辯論，但每一種價值應該都受到同等的尊重。但不知為何，總是有那麼一群人，只要遇到和他們信仰價值有所牴觸的事情就面臨崩潰、就希望動手將它遮掩。

政大校方代表一直把問題放在「程序」與「規定」上打轉，如果真的是這樣，校方的反應有必要如此激動嗎？就算學生真的沒有依他們所謂的「程序」、「規定」辦理，學校的行政人員需要用咆哮、用幾乎是仇恨的方式來回應學生的作為嗎？這究竟是當事人的個別行為，還是校方由上而下施加的壓力所致？或者說，問題的癥結根本就不是什麼規定，而是在他們遲遲未說出口的意識形態。

蔣公銅像在政大校方的心中有著超然不凡的地位。過去不論是在二二八、停建核四或是其他倡議活動中，只要碰觸到那尊銅像，必定挑起學校最敏感的神經。幾次下來，銅像的不可侵犯性已深植在行政同仁心中，保衛銅像儼然成為了校警隊的重要任務之一；同時，校方的威權也藉此樹立，學校會告訴你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這同樣也是不容侵犯。

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盡力守護威權體制遺留物的行政單位恰好與追求自由民主的學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以往沈浸的黨國想像終將破滅，新世代的青年會衝破威權的高牆。當再也「壓」不住學生的時候，你還剩下什麼？當那些不想看的內容再也無法輕易抹去時，又該怎麼辦？當校警大聲的斥責學生：「學校是學習的場所！」的時候，他是否也聽到了自己的聲音呢？

「學校是學習的場所！」

校園裡的學生不斷在學習成長，過去威權時代所留下的足印勢必得跟著革新，倘若行政體系依然故我，不願與時俱進，最後的結果就是被這個進步的校園揚棄。選擇和師生們同在一起學習，才不至於在時代的洪流當中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