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今年（民國105年，西元2016年）1月16日晚間，中華民國舉行第14屆總統暨第9屆立法委員大選投票結果公布，民主進步黨以得到近六成的總統選票及多數立法委員席次大勝，蔡英文以總統選舉當選人的身分帶領台上台下的民進黨支持者不斷狂喜呼喊時，我的感受是感動而複雜的，我告訴家人說：「台灣人是站起來了！」這讓我想起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上宣佈：「中國人站起來了」的光景。
1949年前，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動盪不安的時代中力挽狂瀾與光榮執政，卻在內戰中失敗，撤來台灣，重建中華民國政府。這一次，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失利，卻不代表國民黨的失敗，因為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體制與國號延續下去了，我認為這是國民黨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一個極為重要的成就，就是中國民主憲政體制的奠基與延續。我們堅定支持中華民國的人，有一個明確的信念：「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與文化思維及其民主憲政體制適合與適用於中國。」這需要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能夠穩固與良好的發展。至於是那一個政黨執政，只要遵循憲法，並不重要，國民黨本身不需要期待永遠執政，在這個宏觀視野下，維護中華民國體制的歷任國家領導人、執政團隊與政黨都應該予以肯定，而且對於憲政的修改亦應遵循國家發展與人民意志為依歸。
我在民進黨大勝時所指涉的台灣人，依過去習慣的語意（包括獨派的用語），並不包括外省人，乃是賦予歷史意義的一個群體。從1895年《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日本起，當年的台灣住民與其後人，經歷五十年的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國民黨統治，走過這曲折艱困的一百年後，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然後他們又登上了執政的舞台，而且是行政與立法完全一致的執政。如是我看到這是他們長期掙扎與努力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台灣人的主體意識與政治論述明確地建構起來，他們上一兩代人內心中長期蘊有亞細亞孤兒的悲哀，基本上是掃除了，並且戴上了光榮的冠冕。由此，我真誠地祝福他們，雖然我認同的泛藍陣營在本次選舉中是嚴重地挫敗了。
由民進黨大選獲勝回顧台灣人奮鬥的史實，不僅是台灣人從二二八事件中認識了自身處境的命運，還是林獻堂開始尋求台灣人在日本強權下的自主性，更可溯源至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後僅僅成立幾個月的台灣民主國，由此看出過去百餘年來的軌跡，是台灣住民演變成台灣人這個族群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和史明的不同，在於定位台灣人族群的源頭（即歷史上限）始於《馬關條約》的1895年，而非源於歐洲的荷蘭人、西班牙人發展殖民地的掠奪者。台灣漢人在1895年之前是清國人，也就是中國人，不論從血統、從文化、從地理、從政治以及從日本文獻來說都是無可爭議的，否則日本要和誰簽《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呢？
1895年之後的百餘年間，台灣人艱難的命運和大陸上中國人乖舛的命運平行發展而少交集，以迄於今。令人惋惜的，是中國人和台灣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中走過各自曲折的道路而產生了現今不同意識的藍綠紅屬性群體，結果卻是經由錯綜複雜的恩怨而彼此否定與對立。然而不論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者認同中國人與否，在中國與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共同多有曲折困難的遭遇以及常有忐忑不安的心情，是不爭的事實。回顧歷史起源，這是中國人在19世紀中葉後面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壓迫與其先進文明的傳播，產生反抗與同化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無法維護自己的傳統，選擇走向西化、日化、俄化，最終我們在時代中弄得自己四不像，中國文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實在民族素質和道德人倫上產生嚴重的退化。這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文化主體性以及身為國族認同的主體意識。我們注意到，就是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性以及身為國族認同的主體意識，是非常明確的，甚至於在內憂外患中都是富有信心的。
因此，我認為主體意識有深刻的意義與作用，主體意識形成信念，信念形成宗教、族群與政黨，國家穩固的基礎在於國民有共同的信念。
台灣人自1895年以來發展了他們小國寡民型（自保性）的主體意識，是無可爭議的政治與文化上的事實，此和1949年以後外省族群與海內外藍營人士希冀的民國政府式的中國復興內斂型（羊性）主體意識不同，也和中國共產黨不斷以政治運動統治下已經產生性格與心理變化的中國人盼望中國富強的擴張型（狼性）主體意識不同。
長久以來，台灣與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一方面使台灣人具有堅韌動力努力不懈地追求屬於自己的國家，同時反對以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中國意識。其實國民黨及共產黨所指涉的中國意識在本質上與歷史上是有區隔的，這個區隔形成了兩岸實質性的認知斷層，使得兩岸的歷史傷痕癒合遲緩以及兩岸的政治與文化在短時間內難以融合。這樣子兩岸中國意識的區隔與斷層，自1949年兩岸隔離後，亦護庇了台灣本地人民抵制現行大陸中國政權從而孕育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成長；另一方面，台灣主體意識近年來結合許多年輕人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在本次大選中成功地將民進黨登上政權的寶座，並且在台灣內部與兩岸現實下，有效運用民國38年（1949年）國民黨自中國攜來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舉起了中華民國的旗號，進而延續了中華民國的法統。
也就是說，民進黨的思維與執政蘊涵著理想與現實妥協的意涵，有著雙重性格，一方面是基於多數台灣人民的選擇，具有反抗精神，反對非出於台灣族群政權對台灣人的統治；一方面則容納了部分的中國意識，至於這裡的中國意識除了部分中國文化和共通語言以及人民之間底層流動的情感外，還蘊含了什麼成分的中國意義，具有什麼樣的基因，今後可以發展成什麼樣的情狀，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台灣的自我發展以及在兩岸的溝通與互動中將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至於台灣文化的定位，目前看來應是揉合中國、美歐、日本文化的一個複合體，這個文化的底蘊受到二戰前的日本文化浸蝕很深，而和二戰後的中國文化之間產生複雜的融合與排斥過程，所以基本教義派的台灣主體意識者會持續產生去中國化的言行，主要來自台灣文化的深層結構。
然必須嚴格與慎重的注意到，意欲完全去除中國意識的基進民進黨與獨派力量將受到對岸與島內中國意識合一的攻擊，這是一個本於民族與文化意識形態自然的動作，並非由於國共有意識的合流。因此雖然台灣主體意識有其淵源與正當性，但是必須正視台灣本土意識之外中國主體性意識的存在，台灣主體意識若持續和傳統中國的大一統的文化思維互斥而無交集，台灣本身的發展將受到相當的抑制。由是不論堅信台灣主體意識者如何合情合理的說明其良好意願，皆難以撼動統一論者的決心。不認識與不同意這個情狀，當然是台灣主體意識者可以堅持的權利，但是無法改變其現實上的困境。
因此台灣主體意識者除了嘗試進一步選擇性地容納中國意識外，考慮戴上「裝飾性保護色」的中國意識是有必要的，如臺北市柯文哲市長所謂「兩岸一家親」即是一個好的範例。當然這絕對違反近日新當選的獨派年輕立法委員們亢奮的情緒。選後贏家的態勢洶洶，敗者的警示只會得到訕笑的反應，認為是挾中共喊狼來了的老把戲。我常說國民黨與藍營的中國意識對台灣起了保護與引導的作用，但是我相信少有綠營和獨派朋友們會認同我的看法，以為是我在自我合理化，是在美化我們推動兩岸統一的陰謀。其實這是相互的盲點，也就是說，我看不見你看見的，你看不見我看見的，也是我聽不見你真誠表達的，你聽不見我真誠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