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職新聞界與非營利組織,由於父親在二次大戰末期擔任日軍航空修理廠少年工,戰後成為台中水湳機場機械士,作者因此在空軍眷村出生長大,生活近40年,對眷村有非常美好的回憶與獨特觀察,這是一般台灣人很難得的經驗。
由於老爸在光大一村屬年齡最輕,童年的我對左鄰右舍大人都喊「伯伯」,或加姓氏稱王伯伯、劉伯伯或張伯伯,更年長的則稱「爺爺」。對家庭主婦則以王媽媽、吳媽媽或陳媽媽區分,其中,有兩位外省老太太因為年紀大,鄰居都喊「婆婆ㄆㄛˇㄆㄛˊ」,我也跟著喊「婆婆」。
鄭宗明爺爺家和我家一樣,都住五權路259巷,相距約20公尺。鄭婆婆七、八十歲了,瘦瘦高高,裹小腳,經常包髮髻、身著黑色衣衫長褲。家裡空間窄,卻四代同堂,常在屋外乘涼聊天。
我年紀還小,和婆婆家人不熟,每天上下學經過鄭家,也僅輕輕點頭即快步離去。我比較好奇的是婆婆的纏足,曾在某個夏天傍晚,看過幾次她坐在門前小椅子,將一層又一層的布解開來,鬆綁一陣子後,再一圈又一圈的包裹回去。
對於鄭爺爺和他兒子與媳婦的長相,我迄今已毫無記憶。聽老爸說,鄭爺爺兒子是軍官,女婿也當上校。我則對婆婆唯一男孫和孫媳婦印象深刻,這男孫個子矮,新娘嬌小,生出的曾孫身材一模一樣。
鄭家男孫也是當職業軍人,在水湳機場任職,1985年左右,少校退伍後,成了計程車司機。至於鄭爺爺和婆婆何時去世?可能是我到台北求學期間,因此毫無印象。
熊婆婆則是住259巷尾端,我到「豐原仔」歐利桑家看電視影集和卡通影片,或到同學老文家的門前爬榕樹,偶而碰到住隔壁的婆婆,都會很有禮貌的說:「婆婆好!」
老文家離婆婆家約10公尺,他常和婆婆碰面而且很熟。婆婆很親切,雖年近80,白髮蒼蒼,也是穿著樸素,髮髻整齊,笑口常開的向我和老文說:「好!好!」
我注意到熊婆婆也是裹小腳,走路很慢,或許年紀大了,也剩沒幾顆牙齒。童年時,我很高興的問候過婆婆多次,很喜歡她。後來,婆婆無聲無息消失在我的世界,婆婆家人也在眷村拆除之前搬離多年了。
村內另外一位纏足的則是薄媽媽,年紀較輕,我是經過數十年後,才有機會在眷村第二代聯誼會活動中,略知薄家故事。
在空軍任職的薄伯伯因任務關係,直到1949年8月間,才匆匆帶太太和一子二女逃難到台灣,長女因故未克跟隨,不幸淪入鐵幕。
軍機抵達台中之際,由於上級尚未安置眷舍,夫妻與孩子就和其他人家一樣,在水湳機場空曠處露宿好幾天,之後才搬進光大一村。
薄伯伯是河北人,初到台灣年約40歲,在氧氣製造廠任職。纏小腳的薄媽媽走路不方便,若到篤行市場買菜,都須女兒陪同提菜籃。
眷舍坪數很小,薄家沒有廚房,只好在屋外就地燒菜煮飯。後來,軍方將一間空屋整理為公共廚房,大家可以輪番前來烹煮,方解除許多家庭主婦困難。
老爸回憶指出,他曾擔任舍長兩年,必須定期到每戶收取水費,曾和薄伯伯聊過天,但因不同服務單位,且有年齡差距,兩人不熟。老媽則記得到水井取水洗菜,常與薄媽媽相遇,她都穿著中式傳統衣衫長褲,衣襟為斜邊、布鈕扣,優雅端莊。
薄家三個子女學業成績優異,長子慶玖率先考上政治大學政治系,是村內第一位大學生,後來留校擔任助教,陸續升等講師、副教授、教授,曾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等職。
次女慶寧到台灣隨即插班空軍附小,初中則考進台中二中。光大一村附近是一片片稻田,她出門上學很近,僅須穿越一條頗寬的溪流,沿途有幾戶農家和果園,農田景色與燦爛陽光經常相互輝映。
初中畢業後,慶寧高分考取台中師專和台中女中,師專有公費並保障未來工作,但她嚮往大學生活,乃向父母極力爭取,終於獲得同意唸女中。女中離眷村很遠,她沒有腳踏車,每天走路上下學至少要花一個半小時。三年後,名列台灣師範大學金榜。
師大畢業,慶寧在母校校長邀請下回台中女中任教。經過二年,隨校長調彰化女中服務,每天搭車往返,回到眷村都已晚上七點了。二年後新婚,因先生在省政府服務,她乃轉往中興高中任教,後來,先生調升行政院,她也到台北教書直到退休。
有兄姊當榜樣,薄家小女兒慶容先唸台中商業學校,再以高職學歷考上政治大學財稅系,四年後又考上研究所。1960年代,研究生在台灣少之又少,更遑論是女孩子,難能可貴。
離開校園後,慶容長期在金融機構服務,與另一半柴松林積極關心社會改革。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呂秀蓮進入監牢,台灣婦女運動中斷,慶容與李元貞、吳嘉麗、鄭至慧、徐慎恕、劉毓秀、曹愛蘭、尤美女等人則持續投入運動,共同創辦《婦女新知雜誌》,曾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第二屆董事長,倡議各項性別平權的體制改革。
薄家兄妹比多數眷村子弟年齡大,相繼唸大學或出社會之際,我可能都還在外太空,或適逢懵懵懂懂童年期,難怪都沒見過,如今對其成就則於有榮焉。
我以前常經過薄家,就與熊婆婆家同一個巷弄。另外,小時候,老媽也定期帶我到薄家隔壁,請阿龍的媽媽幫我剪頭髮,但我對薄伯伯、薄媽媽僅一點點印象,似有一兩面之緣。子女長大成人出社會,薄伯伯也從軍中退伍,1970年左右搬離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