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生，新竹中學畢業，1965年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畢業。赴美後先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獲營養學哲學博士，後又繼續小兒科及小兒血液及癌瘤學訓練。1975年起任職聖路易（St. Louis）大學醫學院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曾任小兒血液科及繼續教育醫學部主任。2006年8月退休擔任名譽教授。在專業領域之外，特別關懷臺灣的歷史文化，尤其是醫學史、醫學人物故事、教育、人文及客家文化等。曾獲「賴和紀念特別獎」、「客委會客家貢獻獎」、「美國臺灣人生物科學會服務獎」、列名Marquis Who’s Who in America 等殊榮。 除專業著作外，尚有《府城醫學史開講》、《早期留學歐美的臺灣醫界人士》、《從醫界看早期臺灣與歐美的交流》、《看臺灣文學寫臺美人文學》、《臺灣熱帶醫學人物》等文史著作。
上個月不少媒體討論台灣的二二八，接著的三月，是另一世界性可恥的屠殺案的50周年。越南是台灣新南向政策的重點，我們應多瞭解越南的歷史文化。美萊村屠殺（My Lai或Son My Massacre）發生在1968年3月16日，今年屆滿50周年，美國媒體有不少相關報導。
屠殺案只Calley有罪，其他人沒責任？
1968年3月16日，美軍官兵在越南美萊村，屠殺347至504位（各種報導不一）男女老幼及嬰兒，亦有輪姦和割解屍體等案情。事件剛發生後，美軍還稱殲滅越共大成功。未參與的士兵Ronald Ridenhour退伍回美國後，寫信向政府及國會議員揭發，政府反應緩慢，調查知道確有屠殺無辜人民，但社會大眾依然不知。記者Seymont Hersh，在聽說後自己去調查，在媒體上公開揭發，社會譁然，美國也因此受到國際譴責。
一年多後，不只陸續有參與者作證，還有軍事攝影者Ronald Haeberle提供照片，軍方對此屠殺案件共起訴24人，由6位美國軍人（其中5位曾在越戰服役）擔任陪選團，在美國軍事法庭審判。1971年3月，William Calley少尉以最少謀殺22位平民被判決無期徒刑，但只有他有罪，其他人都無罪。
為什麼只Calley有罪而其他人無罪？除了確定他謀殺的22位平民外，還有其他包括小孩及嬰兒的三、四百人被屠殺，這些人的謀殺者為何無罪？ 這是最明顯的疑點。美國軍方或許認為，必須有人被判罪，國際上才站得住腳，因此先判帶隊屠殺的Calley重罪，但是因當時美國民間大力聲援Calley，最後他不必坐牢，只在家監管三年半而已。
Calley被判有罪，證實確實有屠殺事件，可是人民送去白宮的三十萬封信，80%以上不同意對Calley 有罪的判決。右派認為Calley沒罪，只執行他的任務，左派則認為判Calley有罪，只不過是為高級將官甚至政壇人士脫罪罷了，大部分的人以為他只不過是代罪羔羊（scapegoat）。
判決後，美國民間則大力支持Calley，他那時一天常接到上萬封的信，有人為他譜曲及出版唱片讚揚他，還有其他激烈活動，要求釋放他。好幾位州長包括以後的卡特總統，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以降半旗，甚至一位州長說要脫離聯邦政府等激烈方法，支持Calley及要求總統赦免他。
經過幾次的上訴，Calley的刑期一再縮短，從無期徒刑到20年，再減為10年，後來於1974年11月，Calley被軟禁三年半後就獲自由。剛獲自由時，曾有短暫的公開活動，以後搬到Georgia州的Columbus過私人生活。
軍人懺悔？
Calley最接近有後悔心的一次，是2009年8月19日，他在居住的Georgia 州Columbus，稱為Kiwanis Club（同濟會）的會員聚會時，Calley對約50位會員，表達自己的歉意懺悔。他說「我懊悔，對被殺的越南人及他們的家人，還有捲入的美國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我真的很抱歉（I feel remorse for the Vietnamese who were killed, for their families, for he American soldiers involved and their families, I am very sorry）。
這談話在星期三下午，一位朋友安排的會，不是正式的演講會，根本沒邀請記者。有位退休的地方報人參加，秘密地把他的談話放上部落格，以後被轉載於地方性的報紙，又再廣傳出去。有位研究美萊村屠殺案專家Horward Jones，他寫過一本有關此慘案的書（My Lai: Vietnam,1968, and the Descent into Darkness），他看了報上的報導，很懷疑，他不認為Calley有真正的懺悔心。Calley沒對這些報紙的談話或討論，再解釋或澄清，保持他的沉默。
參與士兵多年後的說法
參與的士兵多年後，他們的想法有沒有改變？最近一篇文章「The Ghosts of My Lai」，作者找遍當年參與的士兵，只有幾位願具名接受訪問，談50年後感想。其中有位就說，他聽到Calleys在 Kiwanis Club會中的懺悔話，很不以為然，好像他自己受打擊一樣，還想哭。他認為Calley沒有必要懺悔道歉，他、Calley及其他士兵，在越南時，服從上級的命令執行，這是很光榮的任務，他一點懺悔的意念都沒有。
這些談話其實離不開Calley在審判後的聲明，或可說是屠殺的背景原因，Calley的聲明說：我的軍隊被我看不到的敵人屠殺，我不知道是誰，只知道是共產主義（communism），上級沒告訴什麼族別、性別、年齡，只說敵人在那裡。
不少人還是會以類似上述的Calley理由來解釋他們的行為，有兩位說，「此事件之前，我的朋友給地雷殺死殺傷，不知敵人在哪裡。當上級告訴我們，有機會跟敵人可面對，大家都戰志高揚（we had a chance to meet them head on, we were pumped）」，這似乎就是他們可以開槍殺人的理由，不分男女老幼，是否越共或是否有武器。
當然也有人表示懺悔。有人說他越老，美萊村的記憶越強，晚上睡時，夢中都會看到他們的臉、眼及自己做的恐怖事，常被驚醒，他說這些惡夢會跟隨他一生。這個人在美萊村屠殺案第二天，就因為踏上地雷，右腿被炸掉。他自己認為是上帝給他的懲罰，他當時還叫說「Calley上帝也會懲罰你」，大概因為Calley帶隊開頭射殺民眾的示範。不過50年後，他說不再對Calley生氣，一樣地說，Calley只是執行他的任務。
另一位參與的士兵，早年接受訪問時說，大家都這樣，我就跟別人一樣，割人的喉、手、舌，他說他們失去所有的理智（I lost all sense of directions）。這或許可說是所謂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做好事做壞事都一樣。因做壞事，這位可能後來因自己有罪惡感，非常不安而自殺。
50年後的反思
我自己在事發那幾年正好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做研究工作，這裡是Free Speech運動發起地，也是反越戰的一大本營。1971年3月，Calley被判徒刑時，我還在那裡，雖然沒直接參與反戰運動，但有時去旁觀遊行，還記得大學發起幾乎全面罷課的抗議。在我1971年6月離開柏克萊，到紐約去當住院醫師後，對Calley判刑後的種種，如上述民間的抗議，就不太知道，沒什麼記憶了。
最近看吳景欽寫的一文「違令必須服從嗎？」，說這些年來，德國對納粹戰犯追究，甚至起訴集中營擔任守衛、文書等工作者，這些人未動手、更未分擔殺人工作，只是旁觀者，仍須對屠殺猶太人的暴行負些刑事責任，但是美國除Calley外，這些參與屠殺者卻都可無罪！
德國法律不同，有不能以「違法的上級命令來免責」。若依德國法律，這些美萊村慘案參與者，都應該有刑責，其實更上級的軍官，命令給Calley及士兵們，殲滅Calley 所說得comunisim 者呢？美國法律不同，被屠殺的受害者是越南人，又在美國審判，用美國的軍法，美國軍人當陪審團，越南人沒聲音。所以只有Calley一人被判罪，美國享有絕對的治外法權，可以可只判一位有罪。
這使我想起高中時，1957年的劉自然案，美軍人槍殺劉自然，美軍軍事法庭無罪釋放美軍人，就引發台灣民眾的抗議，後導致五二四事件的發生。所以My Lai屠殺案的審判，絕對不敢在越南舉行。當美國戰爭期間，想不止美萊村，越南其他地方，大概也有類似的慘案。甚至韓戰期間，如1950年的No Gun Ri massacre（老斤里事件），就一直被埋葬到1999年才被挖掘出來，柯林頓總統後來，還發表「抱歉（regret）」以及「不對（wrong）」的聲明。
戰爭很殘酷，這類的慘案發生後，不能埋葬讓人不知，事實及真相要讓人知道，多瞭解真正的歷史，才能多從歷史學習，國家社會才會進步。這慘案還有其他可以討論的議題，美國軍人中，有用直昇機載運及幫忙越南人離開或治療者，還有拒絕或要阻止其他人屠殺的士兵。越南人的看法以及所做所為，值得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