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街頭隱形人》
作者：羅蘋．奈格爾Robin Nagle 著
翻譯者：高紫文
審訂者：林浩立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1年3月24日
《街頭隱形人》導讀：
找出「街頭隱形人」：人類學家為何要關心垃圾和清潔隊？
清大人類所助理教授 林浩立
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博士，目前為清大人類所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環境、地景、農業、生態旅遊、生態保育、發展、嘻哈文化（Hip-Hop）。
二○一五年的夏天，博士論文口試方才結束，正處於混沌狀態中的我在美國母校得到一份暑期教書的工作，幫助我往正式畢業之路邁進。我被分配教導一門以往已有多次擔任助教甚至也有一次獨立授課經驗的「文化人類學導論」。在此之前，由於自己太平洋研究的專長，我指定修課學生閱讀的讀物皆為太平洋島嶼民族誌，且田野內容是我所熟悉的村落情境，無論備課與講解都游刃有餘。然而念於這是最後一回為母校服務作育英才的機會，我決定跳脫舒適圈做一點不一樣的安排，從學生的立場出發找一本這些多在城市中長大生活的大學生能更有共鳴的通俗民族誌。在使用一貫的找書良方——亞馬遜網路書店評價系統之後，我輸入不同關鍵字並依評價高低排序所跳出的結果頂端，都會出現一本《街頭隱形人：人類學家臥底紐約清潔隊的田野故事》。
無論從哪種角度，這本書都看似絕佳的選擇：二○一四年還熱騰騰的出版年份、以紐約市為田野地的設定、大家都十分熟悉且隨處可見的「垃圾」主題，其編排亦非制式的學術作品格式，可以說完全符合我的需求。然而，雖然源自實際的教學動機，在往後閱讀和備課的過程中，這個書寫平易流暢且帶有一絲幽默、又能展現精湛田野技藝與蘊含深刻理論關懷的課堂讀本，逐漸成為深受我喜愛的人類學作品。
垃圾，是社會的破口
「垃圾」其實也是我在斐濟做村落生態保育研究時曾經思索過的議題。田野地的生態公園從海岸珊瑚礁區到山中雨林景觀都有在地社群的密切參與維護，但我還是會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村民燃燒塑膠袋、掩埋廢棄電池，甚至在出海時隨手將罐頭丟入海中。這代表他們沒有環保意識嗎？在當地人與相關組織的協作努力下，這個公園已成為世界上小有名氣且保育成果豐碩的案例。或許村民是本著以往在環境中處理自然廢棄物的方式行事，沒有意識到環境已無法容納這些現代性製造出來的新垃圾；也或許他們用來處置垃圾的環境，與他們執行保育計畫的環境，並不在同一個認知框架中。從這個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到，「垃圾」可以說是看似穩定運作的體系的破口，而且必須透過文化上的認知行動安放其位置、形成新的連結，或由社會上的制度加以填補排除、甚至增值再利用，然而其物質上頑固雜亂的本質又使之無法輕易地被安穩處理。
正是「垃圾」這種能在混亂現象中看到背後秩序，以及在井井有條的管理下看到其中衝突的特性，近幾年來出版了多本針對此一主題的民族誌，例如二○一六年以北京為田野的《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會與空間》和《丟棄：北美垃圾掩埋場的工作與生活》；二○一八年的《找回遺棄物：里約垃圾堆中的生命與勞動》、《國之棄物：印度的垃圾和成長》和《廢棄物與財富：越南回收經濟的勞動、價值和道德民族誌》；二○一九年的《軍事廢棄物：長久備戰所沒有預期到的後果》和《棄物圍城：巴勒斯坦的基礎建設生命》；以及二○二○年的《核廢料的未來：藝術和考古對世界上最危險的物質能說什麼》。更別提考古學一直以來都是在透過史前垃圾提供的線索捕捉過往的生活面貌，二○一五年一本具有相當創新的研究方法的「考古民族誌」《敞墳之地：移民路徑上的生與死》，便是由穿越美墨邊界沙漠的非法移民者在路途上丟棄遺留下來的物件甚至屍體，揭露他們在美國社會主流論述中被抹滅的處境與體制的暴力。
「未被標誌」之人
《街頭隱形人》的作者人類學家羅蘋．奈格爾可以說是走在上述這些思路取徑的前端。事實上，其研究問題的靈光很早就出現了。她在書中提到了一個起源故事，並且以此為二○一三年TED演講題目〈紐約垃圾帶給我的啟示〉的開場：早在十歲那年與父親一同在紐約州北部阿迪朗達克山中健行露營時，她從除了小徑外沒有任何人為跡象的森林中穿出，來到一個清澈靜謐的湖畔，卻在營地小屋後面看到一個大約四十平方英尺的垃圾坑，裡頭有果皮、罐頭、揉爛的錫箔紙，甚至飄著一股臭味。如此反差的景觀，卻讓她萌生一個問題：「是誰在幫我們清理垃圾？」仔細想想，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提問。當我們把家裡製造的垃圾分類好、包起來，若是住在大樓社區，丟到集中垃圾的大桶子中即可，若是獨立公寓住宅，則會在〈給愛莉絲〉的召喚聲中扔到前來的垃圾車上。不管是何種方式，這些行為本質而言都是空間上的排除行動。垃圾接下來去哪裡了？誰在幫我們做後續的處理？已不屬於我們的認知範圍內，因為至少自己身處的空間已是乾淨的。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在一九六六年的經典《潔淨與危險》一書中指出這是一種象徵邊界的維持。因此，小至奈格爾小時候在山中看到的垃圾坑，大至超過兩千英畝位於美國內華達州山谷地中、號稱世界上最大垃圾掩埋場的「頂點掩埋場」，既是實際的當代社會垃圾清理策略，也是「骯髒」文化範疇的建立與隱匿。更顯著的例子是，從印尼雅加達外的班達爾歌邦、印度新德里旁的加齊普爾，到巴西里約熱內盧市郊的格拉馬紹（已於二○一二年關閉），這些大型垃圾掩埋場也聚集了都會中的邊緣人群在其上居住，依靠撿拾垃圾為生。垃圾與人在此產生連結，一同被劃入同一個空間範疇中。
收垃圾的人也面對著類似的狀況。當清潔隊員前來拾取垃圾，他們幾乎像是所搭乘的垃圾車機械式的延伸，沒有清楚的面貌。即使餐飲外送員都還有短暫互動的機會，清潔隊員則彷彿完全隱形。然而，他們隱形的方式並非像居處於垃圾場的邊緣人群是被掃出日常生活的空間之外。相反地，他們是徹底融入於日常生活的韻律之中，以致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不被重視，甚至被預期安安靜靜地做其份內的事卻不要現身或出聲。這就是奈格爾寫作此書的重點，對一般居住在都市中的市民來說，如果按照既定的程序，垃圾「必然」會消失。因此我們不會特別思考到這背後有一奠基在勞力之上的龐大基礎建設，我們也很難體會，根據美國二○一九年最新的職災統計，清潔隊員的工傷死亡率在所調查的職業中高居全國第六，是一項相當危險的工作。我們恐怕更不會想到這份工作其實有一套獨特的知識、技藝和語言，使其成員能遊走於都市空間和管理體制之中。
簡單來說，他們的形象是一群平凡無奇、「未被標誌」的人。「未被標誌」這個概念來自社會學家韋恩．布萊可斯一九九八年的文章〈未被標誌者的社會學〉，裡面呼籲以研究特殊社會問題起家的美國社會學界，開始重視平凡普通、符合常規、未被清楚界定、沒有特別文化標籤的群體。這些所謂「未被標誌者」時常夾處於同一範疇中之「標誌者」的正負特殊性之間，使得其重要性被忽視。例如，同樣是公家機關人員，同樣身著制服，警察會因其對犯罪的掃蕩而受到敬重，並且時常在電影小說中被傳頌（正特殊性），也會因執法的暴力而被嚴格檢視（負特殊性）；然而，沒有這些兩極特性的清潔隊員就得不到如此的關注，即便他們同樣是維繫社會運作的關鍵力量。同樣地，人類學家羅倫斯．勞夫在對愛麗絲．高夫曼備受爭議、研究費城非裔青少年在其社區中如何受到警方監控的民族誌《全員在逃》的書評中指出，書中著重於對犯罪行為的鮮豔描繪，完全沒有提及非裔社區中長期擔任中介協調者角色的機構如學校、教會、非營利組織，這些單位在此也可以說是「未被標誌」的行動者。
當我在美國教書時，為了讓課堂上的學生了解「未被標誌」的概念，會用美式足球場上的進攻鋒線球員來解釋。這些身形巨大的球員的工作很簡單，就是保護自己的四分衛免受對方防守球員的衝擊。他們沒有任何諸如接球次數、衝跑碼數等個人數據衡量其能力，也沒有鏡頭熱愛捕捉的華麗技巧展現，卻是決定球場上勝負的關鍵所在。事實上，他們出現在比賽精華回顧片段的時候，往往是因為沒有做好工作，讓四分衛被擒殺。清潔隊員也是如此。我們總是在日常生活韻律中斷之時如連假期間，或書中提到的紐約市一九六八年清潔隊罷工，或是二○一○年癱瘓城市的暴風雪，才會感悟他們存在的價值。
進出垃圾堆的人類學（家）
然而，若非在這些非常狀況，要怎麼捕捉他們的面容呢？布萊可斯表示作為「認識論上盲點」的「未被標誌者」，可以透過一些研究方法的設計被識別出來，例如「反向標誌」、「全面標誌」，或「游牧視角」。身為人類學家，奈格爾則是用我們這行最擅長的「田野調查」以及「民族誌書寫」，而這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看她如何一步步打入這個被外界忽略輕視，但又層級嚴明、高度官僚化的政府機關。從一開始在沒有得到允許下帶著記者參訪所造成的誤會，到獲准隨隊進行研究卻沒受到歡迎，最後報考成為正式清潔隊員，甚至考上得以駕駛總重超過兩萬六千磅的單體車的B級商業駕照，奈格爾清楚地展示了田野工作絕非與當地人建立關係而已，還必須認真習得一身精湛的技藝。二○○六年，在研究計畫結束之後，她被紐約市清潔局賦予終身「駐隊人類學家」的職位，可見她在情感上與專業上所得到的認可。
信任，這件所有從事田野工作的人類學家都希冀的事是必須費盡功夫贏得的，這包括第一天田野時在眾人的打量下親自賣力搬運垃圾袋和垃圾桶。然而唯有透過這樣的試煉，細膩的人類學知識才得以建立起來。為什麼我認為本書相當適合在人類學導論課上閱讀，因為它不只是一本關於垃圾和清潔隊的民族誌，它是透過垃圾和清潔隊彰顯當代社會文化的運作，以及人在此處境中的行動和創意。我們可以讀到經濟：垃圾反映了資本主義永無止境生產的邏輯，但這並非單向的，清潔隊員也能從中尋寶，甚至創造自己的禮物經濟。我們也可以讀到政治：清潔隊如何透過簽到簽退表、清收垃圾目標重量、儀容規範、升遷制度來控管隊員，政府也會策略性地刪減職位來節省預算；但隊員們也有其抵抗回應的方式，例如開著垃圾車亂繞推託塞車、臉書上的宣洩，或是工會和互助社團的創立。我們更可以讀到性別：清潔隊是一個高度陽剛的場域，紐約市清潔局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才首次任用女隊員，而在奈格爾參與的清潔隊駕訓班，班上的性別比例是七十七個男學員和兩個女學員。也因此，她時常必須面對自己在一空間中身為唯一女性的狀況，以及伴隨而來的性別政治——對能力的質疑，還有衣櫃上的裸女圖以及無處不在的粗俗言語。
上述這些面向精彩地呈現於〈清潔隊員的祕辛〉這個章節，這也是我在書中最喜愛、最常在研究方法課堂上分享的部分。在這個彷彿天外飛來一筆的小插曲中，奈格爾問了一個直接了當的問題：「清潔工作最難受的事情是什麼？」而她的答案很簡單：「起床。」接著她透過親暱和同理的第二人稱鉅細靡遺地告訴我們，一個菜鳥清潔隊員如何從起床梳洗換好衣服展開工作的第一天，迎接他的卻是渾身揮之不去的惡臭、老鳥們的嘲笑捉弄，以及垃圾重量造成的全身酸痛。如此日復一日，竟也逐漸習慣，開始習得搬運技巧、交到朋友、領到額外津貼、懂得玩笑和人際政治、了解「尋寶」的藝術、得到來自民眾意外的鼓勵，但這些仍無法改變不可理喻的管理方式，還有不時冒出的新的職業傷害。因此，「起床」指的是清潔工作永遠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的事實。這段文字雖然說的是一位虛擬的清潔隊員，可是奈格爾與無數隊員們一同在垃圾堆中進出的成果，也是民族誌的魅力所在，能夠將人類學家獲得的繁瑣材料轉化成我們能感同身受的人物和故事。我相信，若有更多人能讀到《街頭隱形人》，不只是紐約市，世界各地同樣面對高風險低回報工作條件、且根據研究指出在疫情期間更容易受到感染傷害的清潔隊員，將再也不會是「未被標誌」的「街頭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