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教師，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史與公眾史學碩士。現任Kowloonia Ltd/九龍尼亞有限公司（香港）總監，目前在台灣設有台北及高雄辦公室。遊戲製作人，製作過在網路上有百萬下載次數的獨立遊戲「民國無雙」，成為少數較為有效推廣民初歷史題材作品的製作者。目前正在製作以架空八零年代的香港為世界觀，香港人對抗地產霸權的遊戲：「光輝歲月」。
最近香港有一個叫作田北俊的建制派（可視為親北京）議員，除了是香港的議員外，同時身兼大陸的政協委員，在雨傘革命期間，發表了建議梁振英辭職的言論，不久就被人從政委當中開除。這麼突如其來的發展，使他很快成為了雨傘運動新聞的一個新焦點。
事實上，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在十年前，香港要為有白色恐怖嫌疑，能夠以言入罪的國安法，也就是廿三條立法的時候，也是田北俊所代表的自由黨陣前倒戈，而導致這個法案流產。故此，不論他的立場如何，田北俊無疑是一個對香港歷史發展影響相當深遠的人。
他一方面高調反對雨傘運動，並高調宣佈捐款給涉嫌毆打示威者的警察，另一方面卻同時要求梁振英辭職，在政協被辭退後，直接說自己以香港議員的身份為香港發言，而忘了政協的身份，他的角色可謂是集了兩種矛盾於一身。我的大陸朋友都詫異，為何大陸會容許一個這樣立場飄忽的人進入親北京陣營並授予政協？為何不一早清除？事實上，要了解這點，是有其香港政治的歷史脈絡。
香港的政治，可謂是始於五十年前的六七暴動，原本香港的政治，是國共相鬥的延伸。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發展過兩次暴動，雙十暴動使港府削弱了國民黨的力量，六七暴動則削弱了共產黨在香港的力量。而我們現在所見的香港，基本上就是六七暴動底下洗牌出來的秩序而成的。
香港政府為免再發生暴動，推行了加強歸屬感的本土化政策，減少社會不公現象，大力推行房屋，教育，並將粵語和中文的地位提升，催生了廉政公署。李嘉誠等商人在暴動中大規模搜購地產而發跡。一個不屬於國共的「香港」陣營於此成立，他是由受惠於六七後政策的新興商人，知識份子，加上殖民地的商賈，官僚所組成的，這些就是支持香港政府的「殖民地精英」的陣營。
在暴動中大受打擊的左派，則轉為經營基層福利，工運，學運。 也就是左派和共產黨傳統的，向著基層和學生擴張市場。形成了為基層抗爭的「基層及左派」的陣營。同時因為其背景，他們也同時推廣像保衛釣魚臺等大中華主義活動，並追求「民主回歸」，他們認同大中華，認為香港和大陸統一是好事，並認為未來的中港都會走向民主化。
本來在殖民地政治中，這兩個陣營的形成可謂十分的天然，對於自己支持的對象也是利益一致，沒有矛盾。但有一件事情，從此破壞了香港的政治秩序，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中北京鎮壓學生的行為，令一直以學生為發展對象的左派陣營受到極大震撼。 這件事情導致了當年的傳統左派幾乎都倒戈，傳統的親北京報章包括「大公報」和「文匯報」，罕見的放棄了一貫的立場，一致的指責北京政府，國貨公司也停業哀悼。傳統左派產生大規模的分裂現象。
「民主回歸論」在六四事件受了很大的打擊，但是沒有消亡。相反的，他們相信民主還是可以從九七後的特區政治中爭取得到的。這樣的思想形成了「泛民主派」，他本質上是由香港的知識份子，中產階級，以及傳統左派裡的基層與學運部份組成。他們相信最終能夠以溫和的方式取得大陸的認同，循序漸進的達成民主化。他們組黨，就是為了參與由末代港督推行的九一年立法會直選。
面對泛民主派的產生，傳統左派中還是繼續親北京政府的一方，建立了自身的政黨，那就是「民建聯」。民建聯的初始成員，源自傳統左派工聯會的幹事，也就是在六四後未曾倒戈的傳統親北京力量。他們的特色就是從不跟北京意見相左，而自稱為「建制派」。 而在六四的殘餘影響下，他們一開始的處境是不得到多少的支持，在九一年的選舉中成績不怎麼樣。
但是在九七之後，就失去了殖民政府，將之前幾乎相等於普選，相關業界一人一票的功能組別選舉，變成大部份僱員沒資格投票，在重重限制下，投票權幾乎都落在公司票和團體票，也就是僱主或者該界別權貴的手上。功能組別的及格選民大幅縮水至不足二十萬人，這明顯大幅增加了權貴的比重，不少組別更因此出現「只有一個候選人」、「零票當選」的現象。換句話說，就是差不多等於把議席直接送給某少數人。
在這樣的環境下，那些前殖民政府官僚以及商賈精英，被大規模的收編到親北京陣營去，而且是和過去的敵人共事，形成了「前殖民官僚，殖民地商賈，親北京左派」合成的建制派，可見他們的成份有著角色衝突。例如工聯會作為一個左派工會，但因為身為建制派，竟然變成要反對最低工資。
這種組合，表面上看起來幾乎是無敵，其對京關係，權力、金權兼備。再加上功能組別大幅度的傾向建制派，使他們大規模的控制立法會。看起來已經是高枕無憂的形勢，卻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產生重大的變化。
特首選舉三名候選人中，主要是兩名建制派的對壘，一名是唐英年，另一個是梁振英。 在選舉前，大家都知道唐英年背後的支持者，是香港的商賈，連李嘉誠都公開為唐英年背書，再加上香港特首經由僅有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選出，理應就十拿九穩是真命天子。連當年香港大部份的命理術士都預言唐英年會當選特首。可是結果卻爆了冷門，梁振英當選。
為了管治香港，北京並不在乎和這些前殖民地的官僚、權貴、商人結盟，而組成了「建制派」，但是不見得能信任他們。倒過來說，對於這些商人們而言，也警覺到，假設香港各界被北京徹底的掌握的話，這些商人自然也沒有合作的價值，而他們手上那極之吸引的財富和利益，被兔死狗烹進而瓜分的可能性也是十分高。
而今天田北俊的行為，以及政協被拔除的反應，樂觀一點說可以覺得是出於良心，但現實一點說，他背後反映的是香港這個權力結構背後詭異之處。雨傘革命，與其說是學生對政府的革命，不如說是觸發了香港政壇一場隱形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