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關我屁事？在帝國邊陲重思「民主」

二十六年前的六月四號，中國國民黨以「反共」為號召在台灣各地舉辦了數場悲痛而憤怒的六四聲援晚會，同年五月二十一號，在香港有一百多萬人上街遊行，聲援遠在北方絕食的一個個抗爭者。二十六年後，「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等團體台北自由廣場舉辦的「六四事件」紀念晚會。同日，香港支聯會第二十六次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晚會，此外，亦有不同的學生團體、政治社會團體以「民主」為號召，在香港大學、尖沙嘴等地舉辦「六四」晚會。

前後二十多年，台灣跟香港儼然有著不同的歷史發展，也有各自的政治經濟脈絡，但近年來隨著台港先後捲入名為「中國因素」的旋風中，在這一情境底下衍生出相類似的事件，即便這些抗爭的訴求跟形式各異其趣，但港台雙方目光因而無法從對方的社會移開，也出現了許多聲援、交流合作的契機。今天「中國崛起」已然是個舉世耳熟而詳的詞彙，隨著中國權力在區域上的擴張，一個新興霸權就要誕生，台灣或香港紀念這一場在二十六年前以中國社會為中心所展開的社會運動意義為何？

回顧歷史來看，首先，雖然有為數不少的中生代台灣人有著短暫而深刻的「天安門事件」記憶，但相較於香港或中國，台灣民主運動史跟六四的關係並不大，因為自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民主化，台灣有一套獨立於中國社會進展的政治社會運動實踐。今日台灣民主運動跟「六四」意義的建立反倒是在08年陳雲林事件、野草莓學運之後，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台灣對民主社會的追求無法自外於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有了許多聲援中國維權運動、圖博運動的組織。同樣的，自2009年、2010年起，有學生團體、民間團體開始，且一年又一年不懈地，在不同的地點以「記得」這場未完的抗爭，我以為這個意義在於意識到了解當代中國社會與政治，支持其社會抗爭是一條使台灣免於共同向下沈淪或被併吞的必經之路。

台灣的情況如此，但香港又是另一完全不同的景況，香港的學生或社會運動作為六四事件的當事人，甚至是參與者，不單是當年香港學聯組團到北京聲援八九民運，該年四月到六月，香港社會的大小示威遊行也幾乎跟在北京的民運完全同步，隨著八九民運在中共當局博奕互動形勢變化而起跌，從四二六前上京調查訪問、四二七包圍新華社、五四大遊行跟五一三與北京同步的絕食行動，乃至五二一百萬港人大遊行。有起就有跌，最終，北京的鎮壓不但重挫香港抗爭者，造成了90年代以降約十年社會運動的沉寂，一部分人轉向議會政治。也催生了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要傳統─六四與香港支聯會，該團體訴求平反六四、支持民運人士，並延伸要求結束中共一黨專政。

但這一傳統在近幾年香港沈悶的政治氣氛下受到嚴厲挑戰，這一沈悶氣氛除了因為無用且耗費公帑的大白象工程的一再推出（09年的廣深圳港高鐵跟今年才通過的港機場第三跑道計畫都是例子）跟政改運動前景未明，還包括「中港矛盾」的浮現演進，自11年起因雙非孕婦、水貨客等造成資源競爭跟港人人心惶惶，隔年蝗蟲論跟狗論在媒體上的效應也證成了「中港矛盾」勢頭之強。

這一挑戰明顯體現在去年六四前數次關於六四意義的爭論，對支聯會或傳統六四紀念意義的批評大致上集中在支聯會的悼念傳統及其意識形態。去年六四在本土派團體普羅政治學苑及熱血公民以「民主、本土、反共」號召下， 第一次在維園以外的地方舉辦晚會[1]，他們反對燭光悼念跟傳統的論述，更直白地說這種觀點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說法、反對將香港民主跟中國民主綁在一起，當晚聚集了六七千人，但在維園集會人數也創下新高有十八萬人。

在雨傘運動之後，這兩種不同的六四觀點的對立逐漸明朗。幾個指標性事件包括作為支聯會創始會員的學聯宣布不參與支聯會舉辦的晚會，港大學生會也將以「守住香港，毋忘六四」為題在自行舉辦晚會，熱血公民等也跟其他本土派團體合作在尖沙嘴等十八不同的街區舉辦晚會。

今年六四在維園集會人數則明顯下滑，港大校園集會人數則有近兩千人，然而更值得留意的是城大、理大、樹仁跟中大等四校學生代表今年在維園大台上燒基本法並高喊「修憲」，是次行動除了呼應九〇年代學聯跟民主前輩李柱銘焚燒基本法行動，同時也指出港共政權早在當年基本法立法就有的「袋住先」傳統，今日力主假普選假政改的梁振英當時正是中共任命的基本法諮詢委員秘書長。積極來看，學生所提的修憲主張不但可能回應香港自雨傘運動以來在政治上的低迷氣氛，同時也可能帶向新一波的政治運動來衝破中共的「一國兩制」框架。

然而，對今日的台灣，六四也象徵著新的了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進程與民主化可能的途徑。如同香港的雨傘運動，去年春天台灣同樣歷經一場直面中國的大型抗爭，我們雖然因為內外等等種種因素，而避開現在香港本土跟中港關係等議題的激辯與迷航，但實際上我們也避開了大部分關於中國的討論，或許可以說，台灣社會並沒有因為跟「中國因素」正面碰撞而開啟一個「知中」新的政治社會議程，舉例來說，在一帶一路跟亞投行等議題相繼白熱化時─即便這項大型政治經濟計畫可能造成區域上相當規模的社會、環境破壞─我們多半無法有力的回應，不是在加入名義上打轉，就是馬政府七年來始終如一的中國恐嚇牌。

總的來說，就歷史的角度來看，紀念六四的意義雖然涉及香港跟台灣在政治身分認同上的差異，但歷史跟現在並非毫無關係的，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今日香港學生焚燒基本法的歷史跟當下的意義，來開啟更多合作的可能。另一方面，六四反映我們今日對民主、人權跟公共生活的態度。「中國因素」作為港臺政治、社會共同的結構性條件，雙方理應有許多合作跟思考行動上的參照點。 前陣子亞開行非政府組織論壇（NGO Forum on ADB）發起訴求亞投行綠色增長，要符合多項社會跟環境規範就是個可以參照的例子。

不光是一帶一路跟亞投行，在新的地緣政治經濟秩序快速變遷，威權跟資本主義纏綿且不斷進化的今日，歐陸上的傳統民主國家因經濟衰退而漸失舞台，中國、印度經濟上快速成長則隱約乘勢以「威權資本主義」形式成為世界舞台的新政治經濟典範。台灣或香港處於如此微妙的位置上，了解並聲援、支持中國當代社會及其抗爭，甚至是發起國際間的行動串聯，便成了一條崎嶇但不得不走的路。但這不是不爽或說不就能實現的課題，換句話說，如何免於簡化的民主獨裁二元論、停滯在中國威脅論與中國機會論上，也如同荷蘭大哲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古老而傳頌至今的名言：「不哭、不笑，要了解。」，了解並持續探索民主、人權跟自主在此情境下的實踐可能，或許才是這場歷史悲劇於今的正向積極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