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沈伯洋，現為UCI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生。本為律師，在台大碩士班時鑽研女性主義與監獄學時性格大變，得了一種想要探求正義的病。然而現實殘酷，人生有六年在補習班教授刑法，鞏固了台灣奇妙的法學教育結構以及病態的資本制度。如今，作為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試圖用學識和行動翻轉既有結構。不過話說得好聽，其實平常都在鑽研ACG，在FB打打嘴砲而已。
最高法院在近期之內，針對「精障者」是否可以判除死刑，發展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見解。2013年時，最高法院刑八庭針對陳昆明殺人案，認為〈兩公約〉所要求的「精障者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是有法律效力的。然而在2014年時，針對彭建源殺人案，最高法院的刑四庭卻又指出，兩公約不過是「敦促」各國廢死，不能當作精障者的免死金牌。
當然，最高法院自我矛盾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而最高法院自打嘴巴一事也引起學界與實務界的混戰。由於法律與條約本身文字就有模糊性，不同立場的人（廢死、反廢死）都能援引一樣的條文，然後做出相反的解釋（苦笑）。
雖然兩公約並未明確廢死，但是對於精障者不得處以死刑一事，應該是甚為明確。一般擁有死刑的國家，都明確地對死刑的適用作出門檻性的程序與實體限制，例如程序上必須要由正當的法律程序，並經由法院宣判：實體上針對兒童或精障者不得處死等等。
那麼問題就來了，到底門檻該怎麼認定？如果說智商60者不得處以死刑，那麼智商61的人，我們該怎麼辦？死刑是一刀兩斷的東西，要怎麼符合「比例原則」？
這個問題並不是沒有出現過。200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Atkins v. Virginia判決即指出，智能障礙者不得處以死刑（該案被告的智商是59），但如何界定智能障礙，就留給各州自己決定。2002年時，一名德州的死囚Wilson，智商就被鑑定為61，並於2012年被處死—如果Wilson在別州可能會面臨不同的命運，因為許多州將死刑限制在智商70以上的被告（無獨有偶地，今年佛州也面臨一位智商71的死囚，請見Hall v. Florida）。
這就是我們可以看見的：即使美國最高法院，如同兩公約一般地，明白地宣示「精障者不得處死」，法律解釋的空間還是大的很。而一名被告的命運，事實上取決於政府的決策。很多人說死刑是國民意志的展現，然而，哪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於智商多少才可處死進行過投票呢？
事實上，精神障礙是一個浮動標準，而且法律上的精神障礙跟醫學上的精神障礙又不盡相同。更重要的是，精神障礙的法院認定一直都存有重大偏見。我舉幾個例子讓大家瞭解這種偏見的危險性。
先以種族為例。曾有美國學者錄製了四段假的死囚訴訟程序影片（包含交互詰問），四部影片的內容全部都一致，不同的只有被害人和加害者的膚色。所以有白人殺黑人、黑人殺白人，白人殺白人，以及黑人殺黑人共計四部影片。400位符合死刑聽證的陪審員（受試者）必須做出死刑或者終身監禁的決定，並且在決定之前，仿照一般刑事訴訟程序，把量刑程序好好學過一遍。結果，不出意料地，即使法律的量刑標準是一致的，不知為何黑人被判死的機率硬是高出一截。
例如，「被告小時候有被虐的歷史」，量刑上應該是減輕因素。當白人被告在為自己孩提時代的歷史哭泣時，大部分的陪審團都願意把這個納入減輕因素而不判死刑；結果當黑人被告在為自己孩提時代哭喊時，反而被某些陪審員當作量刑加重因素，因為黑人哭起來對他們來說很假掰。
由於偏見的存在，即使有客觀的標準，仍無法達到法律所謂的公平。而這個偏見問題，在貌似「科學」的精神鑑定中更為嚴重。首先，精神障礙的標準是根據社會脈絡不斷變動的（看看美國內戰之後的APA精神鑑定標準即可知），智商測驗亦然。雖然法院表面拒絕一個客觀標準，但研究指出，科學鑑定的「智商」無可避免地影響到法官的心證，當法官最後一刻無法做出決斷時，智商常常成為壓死駱駝（或拯救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在近幾年的死刑案件當中，法院會不會採取The Flynn effect甚至成為死刑與否的關鍵（註：The Flynn effect乃指智商會以平均0.31分的速率逐年提高）。如果法院不採信這個科學「標準」，事後鑑定智商為61或71的被告即難逃一死。
而為了避免智商到底是59還是61的窘境，有些州嘗試用新的標準取代精神鑑定，例如德州建立了一個法則（The Briseño factors），用法律的標準去理解精神鑑定數據，然而，這個法則大多是在觀察犯罪以外的行為（例如被告會不會為自己利益說謊，以一般人的感覺去感受被告有無危險性），因此讓更多的偏見（階級、種族、性別）介入。
因而使我們看到的是：如果法院不採取科學數據，則會讓偏見介入；如果法院採取科學數據，一樣展現法律的傲慢：因為智商本應該用範圍作為表達較妥，但法律卻要求一個精確地數字，使得科學驗證無效化。最終，不管數據是否被法院採用，都在在證明法律與科學的斷裂。
這個斷裂原本沒有什麼，但問題是法院是根基於什麼社會現實去建構法律的精神障礙。偏偏這個建構乃根基於長年對精神障礙者的偏見。例如，很多法官認為精神障礙者就是「像小孩子一般」，因此，只要被告本身具有中產階級的普遍行為：例如開車、工作、交男女朋友，能夠過生活，就傾向認定被告不具有精神障礙。甚至還有法院基於「被告寄給媽媽的信很有禮貌」，來駁斥精神障礙的認定。近十年來，在這些充滿偏見，莫衷一是的死刑判決中，美國民眾已漸漸能理解到以客觀標準去決定人生死有多麼的不智。
因此，即使我們解決了最高法院所提的兩公約議題，就算我們承認兩公約的標準可以適用，即使我們承認精障者不能判死，我們仍然會面臨到跟美國一樣的難題—「精障者的認定標準」並不在兩公約或憲法裡面。因此，只要死刑存在，我們就會面臨這個避無可避的問題。最高法院選擇迴避了問題，只針對兩公約說文解字（而且還說錯），最後卻忽略了法律到底該怎麼去理解「人」，這並不是解決爭議的好辦法。
廢死是一個過程，也是一個公共議題，然而最高法院如果永遠把議題設定在法律的形式，那就永遠無法開啟真正的對話，而人民也只能永遠跟著支持死刑的國民黨立委喊殺、殺、殺。智商61 還是59又如何，反正大家都願意承認立委的智商比較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