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沈伯洋，現為UCI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生。本為律師，在台大碩士班時鑽研女性主義與監獄學時性格大變，得了一種想要探求正義的病。然而現實殘酷，人生有六年在補習班教授刑法，鞏固了台灣奇妙的法學教育結構以及病態的資本制度。如今，作為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試圖用學識和行動翻轉既有結構。不過話說得好聽，其實平常都在鑽研ACG，在FB打打嘴砲而已。
據新聞報載，一名屋主回到家時，發現有小偷躲在廁所內，用力撞開門之後，小偷先向屋主揮拳，屋主由於受過搏擊訓練，又為保護懷孕的妻子，最後失手將小偷勒死。屋主最後被移送法辦（過失致死）。
根據蘋果的民調顯示，有62.8%的民眾認為沒有防衛過當，僅22.97%的民眾認為不應勒死小偷，有防衛過當的疑慮。我翻了一下各大新聞下的留言，多數網友亦認為並沒有過當的問題，「哪知道竊賊會不會殺人？」，「美國就直接槍斃了」以及「看看這位竊賊的前科」，「22.97的人，請留下姓名地址，等會兒小偷要去你們家光顧」等留言，充斥著各大版面。
我們試著把台灣這個屋主vs.竊賊的符碼翻轉看看。假如今天竊賊是一個經常被家暴的年輕女子，因為離家出走五日沒東西吃，耐不住飢餓闖了空門，未料屋主返家，急忙躲在廁所裡。屋主撞開廁所門後，女子驚嚇之餘向屋主揮拳，結果屋主為了保護懷孕的妻子，將該名女竊賊勒斃呢？民調會怎麼說？
假設今天有一個行乞的少年，耐不住飢餓闖入全家便利商店的倉儲（編按：在刑法上這仍是侵入建築物罪），躲在倉庫門後，店員見狀要將其逮捕，該少年反擊，而店員為了保護在店內購物的懷孕婦女，將少年勒斃。民調又會怎麼說呢？
假設今天陳為廷和林飛帆，為了抵擋服貿，衝入立法院，打開抽屜並偷走議事記錄（標準的侵入竊盜），卻剛好被蔡正元撞見，陳林兩人反擊並跑出立院，蔡正元為了保護女助理，叫司機開車撞陳林兩人，又不知道民調怎麼看呢？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判斷之前，我們都不免被一些「符碼」所左右，也不免被文化所影響，我們再回頭看這個案子： 這位小偷有竊盜與毒品前科，十三年前被判入獄服刑，今年初假釋出獄，從事水電工作，卻因工作縮減，已失業五個月。剩下的，就是各位看到的。不知道這時，大家又是怎麼想？這位的小偷的過去，到底應不應該，甚至說會不會，影響我們或法官的判斷？
先來說說法律好了。首先，竊賊未必只是竊盜罪，很有可能為了脫免逮捕而該當準強盜罪（刑法329條）。如果事後還原當時情況，小偷有攻擊屋主致命部位時，屋主當然也有可能因為正當防衛無罪。屋主需要移送法辦，就是因為法律程序上需要事後釐清當時狀況。既然本案涉及一條生命的消逝，在相關的證據釐清之前，以正當的司法程序，一方面保障被告的憲法權利，一方面表達對生命權的保護，事實上移送法辦一事並無不妥。而最後的難處當然就落在法官的判斷了：竊賊造成的財產損害以及身體傷害有多嚴重？有沒有必要以侵害生命的方式保護之（不是每一個國家的法律都要看這個要件，日本、德國、美國都不同，在此不贅述）？屋主在撞開門之前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手段可以選擇（跑出去報警）？這些判斷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每一個國家對「壞人」認定的標準是非常不一致的，而每一個國家對於「良善」的認定更是充滿偏見，而這些都跟一個國家的文化有關。
美國確實有「堡壘原則」，侵入家中的竊賊被開槍打死的例子也並不少見。雖然時有爭議，但是「有壞人侵入家中」就可以「懸置法律」（編按：亦即，可以開槍卻不受法律制裁）的氛圍早已形成。美國在獨立成功之時，雖然有將財產重分配的契機，但為了保護地主的莊園，法院亦向現實妥協，將財產權以及家園納入憲法保障，而擁槍權、宗教觀念更進一步強化了家園的神聖，並與「男人」一詞緊密的結合：一個男主人的莊園包含性別的奴役、神聖的財產（包含奴隸）以及不可侵犯的隱私。時至今日，美國某些州可能是先進國家中，正當防衛最被濫用的地方。
縱然性別霸權和奴隸制已經漸漸被打破，但現今美國的流行文化更將「法律懸置」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這個流行文化相信台灣的朋友並不陌生，那就是「僵屍文化」。
僵屍的出現，通常與法律懸置是連在一起的。僵屍片（如《陰屍路The Walking Dead》總會出現家園的毀壞，藉此代表「失序」與「不安」，而藉由逃難者（人類）每一次的重建家園，都再一次體現了美國守護的價值之神聖不可侵犯，而在這過程當中，特定的暴力是合法的（亦即，法律再度被懸置），為了保護家園、妻小，男主人總是要提槍把僵屍爆頭。而流行文化更是將爆頭一事美學化並商品化，將特定人種（僵屍或壞人）變成單純的客體，並將「報復」舉動賦予暴力美學，像《追殺比爾》一般，我們也漸漸搞不清楚壞人與僵屍的差異。而如電動《俠盜獵車手》，影集《反恐24小時》，也都在商品化的過程中描繪了「擱置法律」一事，而另一方面，影集如《Dexter》不但美化了暴力手法，更將殺人者塑造成有個性的，令人喜愛的人物，反過來以加害者的角度，讓觀眾感覺到法律在特定狀況下可以被「閒置」。
沒想到在全球化之下，台灣也漸漸開始沈浸在這種爽快的屠殺感。然而，這個屠殺感卻又跟「社會底層」、「前科累累」、「男性竊賊」、「家園堡壘」、「家庭幸福（懷孕）」、「未知恐懼」等符碼相連結。這些「文化情緒的判斷」，在在地影響每個人對於防衛過當的判斷，當然也可能影響法官的判斷。我改的三個例子，都可能改了法律不判斷的事實。
由於這些文化的影響，很多民眾認為屋主的犯罪有其不得不然，那麼小偷的犯罪有沒有不得不然呢？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在我們的情緒判斷中留有一席之地呢？每個人對「不得不然」的想像各有不同，那麼，到底是誰的「不得不然」之標準，才可以成為裁判的依據？這都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