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日前在FB上的發言:「『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引來一陣嘩然,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聲浪,他再次回應:「歷史人物的功過自然會有定案,何況蔣經國已經死了這麼久。至少在蔣經國的晚年,他對台灣的貢獻,目前看起來還是功大於過」。
且不說柯文哲對台灣民主歷史進程的無知,對於政治人物,能把他的「功過」放在天秤上做評論,實際就顯示這位政治人物是獨裁者,因為只有凌駕國家之上的權力才會有大功大過的爭議。正常國家的元首是沒有專斷能力創造偉業或悲劇的,因為施政往往要經過獨立機構、媒體的監督與民意的輿論、立法院的把關、符合程序的規章,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避免掌權者一意孤行犯下大錯,自然也不會有大功。

因此在民主時代,放大專制時代政治人物的功,很容易讓人忽略該政治人物所處的背景和職權,以及他所受到的時代侷限,功過齊平而論的影響是淡化該政治人物的獨裁角色,其性質與談論清國的康雍乾盛世的產生,但避開帝制問題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