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淡大學生會長選舉

八月中旬過後，美國各大學陸續開學。第一堂課在帶過課程大綱後，習慣上會留些時間與學生聊些校園上的問題。話鋒一轉，筆者問學生知道他們的學生會長是誰嗎？大家面面相覷，沒人知道。接著問，學生會與會長的功能與職權是什麼？

學生開始說出些模糊的概念，雖不完整，但大致上是正確的。再問，國際學生可以當學生會長嗎？學生異口同聲說當然可以！有些還覺得這根本是不必要的問題？但如果這個學生會長來自對美國不友善的國家呢？學生還是覺得沒問題。

筆者試了幾個不同的班，學生涵蓋大學部中高年級與少數第一年的研究生，均為理工科，對公共事務並不特別關心，且多半來自美國中西部中產階級的白人家庭，政治屬性偏向保守，但針對上述問題仍算相當的開放。這或可歸因於美國為移民國家，對移民本來就友善，也可能是因為帶領他們討論的筆者就是個未歸化的外國人，權力關係下多少影響他們的表態。

在這些鋪陳之後，進入爭議點，追問如果這個想選會長的國際學生在思想上同情「伊斯蘭國」或「蓋達」組織，甚至贊成他們保持對美國的威脅呢？這時討論開始熱烈起來，筆者還加入一些干擾因素，例如這個學生積極參加占領華爾街，護樹，反全球暖化，反核等等。但這些在美國校園被視為進步的活動，一旦夾帶在「對抗美國」的核心衝突之下，似乎顯得微不足道。

學生對此爭議的看法可大至歸納如下：他或她可以參選，因為這受學生會章程保障，我們當場上網查閱，之前的討論無人質疑資格問題，此舉也等於回頭確認國際學生參選學生會長確實不受限制。這對學生並不造成困擾，也反對因人設事去改變章程限制參選資格，因為固然沒有人認為帶有「對抗美國」心態的人應該當選，但也沒有人認為這種人有機會得到支持當選。筆者尚未極端的假設該參選者不認為美國應該做為一個國家存在，因為這與現實落差太大，失去腦力激盪的意義。

最後終於有學生忍不住，問筆者幹嘛問這些？喔！有在台灣的中國留學生要選學生會長，我這樣回答，惟時間已到，沒多做解釋。

如果我們把目光拉回台灣，那麼，淡江大學的學生如何看待中國留學生競選學生會長這件事？筆者無從親自觀察，然而隨著一篇抱怨選舉公報揭露參選人國籍的投書，一個月來在公共論壇上引起年輕獨派陣營極大的討論，目前似乎暫時沉寂，但不同的立場從未收斂成一個共識，九月開學後，隨著選舉日的接近，討論勢必再起。

前述美國校園裡的學生對話當然不算是一個嚴謹的意見調查，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相信有不少「開明」的人士會以本文的第一段，移植美國經驗，主張我國亦當有如是的胸襟。但這只是片面觀察，接下來更具有衝突的假設情況，才能清楚地看到兩個不同的圖像，「開放的美國」與「防衛的美國」。「開放的美國」來自對美國精神的堅持，「防衛的美國」則建立在對美國社會的信心。前者反映在制度的設計上，美國的校園必須是平等的，不輕易在憲法下接受一個歧視性的制度；而後者則反映在國民對國家安全的重視，任何一個違反此原則的思想，不管它是隱性還是顯性，可以被允許，但不可能藉制度之便成為代表。

如果我們從這兩個圖像來對照台灣正反兩面的論點，或許我們更能看到雙方的論述似乎都只取一個面向，理直氣壯地主張我們該如何如何。吵到後來帽子滿天飛，指控對方「法西斯」或與「國共合流」，獨派間的信任雖未必已走到如姚人多所說的「如雞蛋般的脆弱」，但確實顯露雙方在論述探底後的情緒反應。就如任何立場的路線之爭，幾乎都不是始於忠誠度的問題，卻往往以忠誠考核做收，真正「如雞蛋般脆弱」的是雙方的理論基礎。

相較於姚人多的悲觀，至少筆者仍願相信獨立建國的理想仍是彼此團結的基礎，個人的背叛當然點名可數，但與統派政策上的重疊不必然是理想上的背叛或弱化。台派的爭執只在於如何放置上述兩個圖像的因果關係，支持中生選會長（這個述句本身就有混淆）者認為從「開放的台灣」才能真正達到「防衛的台灣」；而反對中生選會長（這個述句也被刻意混淆）者則認為「防衛的台灣」才能保證「開放的台灣」。

但筆者以為，這正是兩派陷入循環論證的弔詭之處，因為這兩個圖像不互為因果，任何一方無法由其選定的前提推導出結論來滿足出另一方堅持的前提。美國學生的思考方式似乎不是如此，沒有優先順序，也不是一個墊在另一個之上的推論，而是美國建國以來長期的努力所鞏固下來的兩個基石，必須同時維護。因此，台灣的中生是否適任學生會長的討論，不應該以爭執兩個圖像的優先順序來說服對方，而應該檢視當中生由量變而產生質變時，此一狀況是否將成為常態？「開放的台灣」與「防衛的台灣」兩個立國的基石，哪一個是脆弱的？又如何補強其一而不妨害另一基石？

這些問題其實不難回答，近日搞得舉國惶惶的共諜案，竟然涉案的是負責兩岸談判的主帥，而政府與司法單位對「外患」、「通敵」、「洩密」的理解竟然還有疑義。此外，首都市長候選人家族的中國政商關係，似乎沒有單純的權貴來得嚴重，也不在挑戰者的雷達下。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固然無法理解區區一個私校學生會長能成何事，但如果中國有心且真的三年達陣，那「開放的台灣」恐怕已不是立國價值的展現，而是敵我意識的大潰敗。不客氣的說，防衛台灣的基石恐怕已上至政府高層，下至教室校園，全面崩潰了。

其實淡大必定有意識到此事的象徵意義，否則不會做出揭露後選人國籍的小動作。論者或謂國籍是重要資訊，學生有必要被告之，但旋即的問題是，誰來判斷何為重要資訊？性傾向算不算重要資訊？簡單講，凡是學生證上没有的資訊，都不該出現在公報上，如果對手認為某資訊重要，該由對手提出討論，不由選務單位代勞。那麼，我們是否要從資格上去限制，直接限制中生參選？但除非先修改《大學法》第33條，否則限制任何學生會的「當然會員」出任學生會幹部或會長是有疑義的。

從《大學法》到校園民主選舉的基本邏輯，我們行之多年，早已替「開放的台灣」建構了一個合理的圖像。但這個圖像卻因我國敵我意識的混淆，而被迫開始合理化一些帶有歧視色彩的主張。也就是說，我們處於一個國族觀念尚未成熟的國家建造過程，卻為了讓中生來而自我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民主的理解方式、與平等法律的書寫，這不是進步，而是退步。

為了防止這種退步，中生是否該選學生會長其實只是一個單一的矛盾點，我們必須回到原點，重新討論我們是否該大量開放中生來台。如果我們的社會無法如美國健壯到承受外力進入內部的挑戰，我們必須將此外力隔在國界之外。這不是關閉「開放的台灣」，相反的，我們正是要維持我們校園的民主，法律的平等，思想的自由，來穩固「開放的台灣」這個基石。我們或許可以天真地相信蔡同學是個異數，但將來另一個沒有明星師生背書的中生，在一個有兩千名中生的大學裡選學生會長，我們不知我們將面對什麼。

最後，就如對每位已進入台灣校園的中國留學生，筆者捍衛蔡同學參選的權利，因為那是我們爭來的校園民主價值，我們不會為她而改變；但筆者不支持她當選，因為我們不信任她的國家，我們也不知她是否會為我們的價值而背叛她的國家。基於這個原因，做為淡江大學的校友，我不認為她適合代表淡江大學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