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上了大學就沒有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經驗，但其實在台大像是校運開幕典禮，因為司令台上有國父遺像，在升完旗後向遺像行禮仍然是既定程序之一；或者像在總統府接受全國大專優青表揚，也是要先拜一拜才能領到當選證書。

碰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去年11月校運，當聽到司儀喊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決定看看法律學院領隊教授怎麼做就跟著做（其實心裡是有點偷偷期待他大概不會鞠躬），後來我就跟教授一樣以大約5度的角度微微欠身了事，這個動作與其說是對國父的崇敬，不如說是對大會的尊重。我想這還涉及一種從眾心理，當大家都不假思索的行禮如儀時，除非立場特別堅定，否則很少有人會選擇「跟別人不一樣」。

大概在三個禮拜前，也就是台灣正忙著歡慶農曆新年的時候，印度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民主學生聯盟（Democratic Students Union）發起一個討論喀什米爾自治議題的研討會，卻遭到印度教民族主義學生社團—全印學生聯盟（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的阻撓，校方因而取消了其集會許可。隨後，該校學生會在內的數個社團迅速地串聯起來，共同聲援民主學生聯盟、堅持捍衛言論自由。

2月26日，政大主任教官撕毀學生社團野火陣線的二二八活動海報，駐警也阻止學生張貼相關海報，同時還嗆學生有看到蔣介石屠殺嗎？緊接著，政大校方乾脆將蔣介石銅像封包，避免被學生「裝置藝術化」。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則是聲援學生，表明依「國立政治大學風雨走廊海報版管理規定」，關於學校「風雨走廊」的海報張貼辦法，載明「凡本校教學行政單位及學生團體，無須申請，可自由張貼。」劉宏恩批評政大，學生依照規定張貼二二八相關海報卻遭教官卻擅自撕除，而且教官撕除時拒絕表明身分，教官此種行徑過去只會出現在戒嚴時期。

教官封殺二二八只是重現黨國封殺二二八的心態

其實，2006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就將二二八事件元凶指向蔣介石，在看到黨校的教官捍衛蔣介石的激情演出後，或許學生的二二八海報就是戳痛黨國遺緒不想讓台灣人知道的那段歷史與元兇。

不！他們正以一種更不公義的狀態存在於各大專院校。

在228前夕，看到政大主任教官撕下學生社團關於228傳單的訊息，該訊息下的評論，網友們喊著：「教官快退出校園！」但，不論我們呼籲得多大聲，教官們根本有恃無恐。他們從教官職位退休後換了裝，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大學校院校安中心儲備人員培訓實施計畫〉¹，取得校園安全人員證照，至各大專院校應徵〈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²，然後同時領著國防部退休金與教育部的薪水，繼續存在於大專院校，而教育部告訴我們：「教官將全數退出校園。」

難道偽裝成奶奶，虎視眈眈的等候著小紅帽的到來的大野狼，就不是大野狼了嗎？

同樣在從事歷史真相的調查和紀錄，紀錄片導演洪維健和一般史家最大的差異，就是他更重視影像資料的蒐集，以及相關人物和地緣關係脈絡的追查和攝像錄影。而由於他出身自白色恐怖政治犯家庭，又有幼年隨母親朱瑜在綠島和土城清水坑黑牢坐監，與政治犯長輩相處的經驗，他對於政治受難者有著像是家人般的親近感，作為福建省來臺第二代，洪維健沒有太多的親戚，但他的親人故舊很多，因為他們都曾經共同承擔過時代的重量。洪維健在這些平日看來並不起眼的老人家身上，看到許許多多令人感動的故事，那是臺灣的庶民生活，卻映照著大時代的光影，每一個這座島嶼上的人家或多或少都經歷過的歷史。

蕭錦文是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和總統府的日本語解說義工，九十歲的高齡，風雨無阻，每週必定精神矍鑠地守在當地，為日本觀光客介紹臺灣和他所經歷的歷史。他總是剴切真誠地宣揚和平和反戰的信念。

這次台北國際書展，我和新書「思辯」的作者黃益中老師，在想想論壇的迷你沙龍中有一場對談。來自深山內地的我，與在台北帶領同學們反課綱的黃老師，一個在農業偏鄉，一個在都會，是二個不同的世界；這場對談，就是一個「討論不同」的對談。

 
這正好點出了這個專欄的初衷，從我寫這個專欄開始，我一直嘗試的，就是去尋找一種閱讀「不同」的方式，在這裡，「不同」不是一種區分你我的方法，而是一種彼此映照，互相連結的方式。現在，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每年的二二八都讓人想到直接的受害者，而當年所謂的自首者，他們的傷害其實更深，因為家人誤會，因為家族的生命都在他的一念之間，他們不去自首， 可以怎麼辦？至今，這個沒有被知道，也不曾被知道的真相，家族人都還是害怕知道，害怕傷口再被撒鹽，帶著懼怕，他們根本不敢想像真相，即使石沉大海，只要能過平穩的日子，有何不好？

在德國我認識一個台灣僑胞，談到她父親時，她總是感到丟臉慚愧，眼眶泛紅，啼哭無以言喻。她憤恨、可憐父親，也完全不懂父親。有時我們提到二二八，她就會提到她父親，她抬不起頭，也不敢告訴人家，她父親是誰。他的父親不是英雄榜，不是受害者，而是台灣的歷史中被記載著自首者。但自首背後的故事，是怎樣個過往？

革命者的非常往往由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積累，時時刻刻，日日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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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就一直期待的、史明（1918─）歐里桑的回憶錄終於出版了，走過三萬五千多個日子，在台灣、日本、美國、歐洲等地奔波，歐里桑他再一次用一種任性地、極具個人風格的、厚達千頁的姿態向我們證明他的意志，用五十萬字完成他個人生命敘事的「最後一片拼圖」。

歷史與史明的辯證

因為任何蛛絲馬跡都有可能成為暴露組織的線索，戒嚴統治、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們往往寡言，更遑論留下關於個人的文字著作，這種集體沈默的現象一直到近年來才逐漸改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吳三連基金會等研究單位的口述訪談成果陸續出版，累積成為我們理解、認識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