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可能成為矽谷嗎？

矽谷的陽光，空氣，鮮花，綠草，最近春暖花開，矽谷附近的城市如Cupertino、Palo Alto、Sunnyvale、mountain view、Santa Clara、Fremont都成為花城，一片花海，矽谷得天獨厚的生活環境在全美國也是難得一見。

矽谷的產業環境，工程師的平均薪資，初級工程師7-8萬美元年薪，資深工程師15萬美元年薪，矽谷高科技高產值的企業創造高利潤讓他得以支付高薪的員工。

台灣要成為亞洲矽谷，客觀上有許多困難，台灣要學習矽谷，尤其台灣要成為矽谷新產業供應鏈的一環，才是亞洲矽谷的真正內涵。

《苦勞網》去年發表了一篇〈重新思考二二八〉的文章，提到了台灣目前民間關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忽視了左派視野，進而提出將台灣人反抗國民黨外來政權的行動放進中國內戰脈絡之下研究。作為中國人，這篇文章讓我想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起到了不可忽視作用，最後卻被共產黨收割迫害的獨派力量。

這幾年來，因為媒體上披露了許多因不堪「照顧」壓力而弒親的新聞，讓社會各界逐漸開始討論「照顧」的相關議題，加上長期照顧相關法案的各方角力與推動，「照顧」這件事情似乎開始稍微熱門了起來。許多人說著長照法很重要、財源從哪來也超重要，無數的專家學者給了大家各種角度的政策分析，但回到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當中，我們真的了解照顧是怎麼一回事嗎？

記得我的已故妹妹在二十幾年前出生的時候，10個月大即被診斷出患有非常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病──「側畸症合併複雜先天性心臟病」，那時醫療資源和訊息都相當不足，也仍沒有健保，在黑暗中摸索著如何照顧一個隨時可能命危的孩子，是全家人必須面對的功課。

我想說一個失而復得的故事。

話得從五年前的3月11日開始說起。當時日本一陣天搖地動，地震粉碎了數萬人的家園。於大阪一所高中任職的川谷清一，在地震發生後加入義工行列，前往了災區協助清理工作，他也登錄擔任「清洗照片義工」，撿拾相片、手錶、獎狀等物品，再加以清洗保存，期待有朝一日能有人前來失物招領。當時，川谷曾在南三陸町撿到一張情侶照，裡頭的情侶笑得甜，他暗自祈禱著兩人能平安無事。

一年後的秋天，他開了一場攝影展，展出他擔任義工過程所拍攝的受災戶、災區相片，那張情侶照也一併展出，而照片中的女孩本人，竟然也來看展，出現在他的眼前，原來女孩是聽朋友說攝影展中有自己的照片，所以前來「相認」。川谷小心地詢問「照片隔壁的男生」是否安好，女孩告訴他，「我們還在交往呢」，讓川谷起了一陣感動的雞皮疙瘩。2013年的7月，這對情侶結婚了，還邀請川谷一起參加，當時婚禮上放的slide show中，唯一一張震災前的照片，就是川谷撿到的這一張。南三陸町的照片清洗計畫中，有15萬張已經數位化，目前有四萬張照片已經被失主帶回家。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擬成立類主權基金，投資五大產業，媒體的報導分析大多著眼於資金來源、投資標的、基金管理和法源等問題。然而，此項議題需要有更深入的整體戰略思維。

計畫經濟VS市場經濟

在探討整體戰略之前，我們要先了解主權基金對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不管是主權基金或是類主權基金，政府在經濟體系中都扮演一個積極參與的角色，政府決定將資源投入或引導至所規劃的產業，無形中干預了市場的自由運作與分配。在經濟體系的分類上，主要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計畫經濟是指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和消費等方面，都由政府做好事先的規劃。市場經濟是指在上述的經濟過程中，完全由自由市場的機制來做引導。

近日一起憲兵疑似「非法」搜索民眾網路購買白色恐怖時期文件，引發輿論譁然，筆者呼籲外界在關注整起「搜查」行動是否「合法」的同時，應注意軍方是否趁機銷毀檔案文件。會這樣說絕非杞人憂天，因為歷史殷鑑不遠。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自由中國》雜誌的創辦人雷震被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是為轟動國內外的政治案件。後來在蔣介石總統的親自指揮下，遭到判刑十年。繫獄十年期間，雷震依然筆耕不輟，撰寫日記、書信及回憶錄等，不改其批判黨國體制和蔣介石的職志，寫下多達四百萬字的文稿。然而，這批珍貴的手稿卻在雷震刑滿出獄時遭到獄方強行沒收，從此下落不明。

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程度，往往與它對人民的手段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而一個國家對其人民最為嚴重的手段，則莫過於藉由刑事程序的強制處分，諸如逮捕、羈押、搜索及扣押等各式方法，都是可能嚴重侵害人權的行為，也因此愈是先進的人權國家對於實施這種處分的限制也越是嚴格。回顧白色恐怖時期，當時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人走在路上莫名其妙被警察帶走，或是警察莫名其妙上你家就拿你的東西順便把你人也帶走。我們原本都以為這樣的年代只會出現在書中或是耆老的口耳相傳，孰知就在今年的二月分，因為幾份白色恐怖的文件，竟讓文件持有人魏先生再次回顧了當年受難者可能歷經的一切。

魏先生是一名古董經營商，在偶然的情況下在網路購得一批白色恐怖時期的公文及刑訊文件，並打算經由網拍轉手賣出，這天他接到一通電話，告知他想要購買他手中的普洱茶，並約定在某處面交，不疑有他的魏先生到了約定的地點等待，豈料等來的不是上門買茶的客人，而是一輛裝著憲兵的廂型車，憲兵不由分說地把魏先生押上車之後便要前往他家中搜索，魏先生一度質疑對方未持搜索票，對方只回一句：「搜索票很容易取得，如果此時不願配合，等到有搜索票就會很難看。」，就帶著他回到家中翻箱倒櫃，直到找到那些他買來的文件後，再把他押回憲兵隊接受偵訊，一直到了晚上九點半才放他回家。

說到大學的「系辦助教」，你有什麼印象？不少人會想到的是：處理報帳或影印等雜務，幫系主任和老師們打雜，常是年輕人邊準備考試（留學考、公務員考⋯⋯）一邊賺錢的過水工作⋯⋯。無論校級、院級、系級，各種層級，在大學，通常不把行政職務當成專業。而這件事對於大學的品質經營，有非常不利的影響。

這麼說，並不是認為行政人員處於「弱勢」。事實上，有些公務人員資格的行政人員，在學校相當強勢，有時候不把教授和行政主管放在眼裡，因為他們無實質的獎懲權。有院長和我說過，他甚至叫不動一個工友。

我指的是：學校常不認為行政職務該自主開創，可以積極行動提升教學成效、用獨當一面的姿態面對學生、校友、可能的合作伙伴。換句話說，學校是把行政職務，當作依法行政的公務員、說一動作一動的萬年助理。

其實，學校的行政職務更應該被視為專案經理、功能負責人，他們的主動性、開創能力、積極態度，是學校經營品質的重要決定因子。在歐美的學校，學校行政職務（例如我們的「系辦助教」），扮演了許多關鍵角色，負責許多重要工作：

有溫度的人與人溝通

融合表現主義與超寫實畫派的瑞士裔德籍畫家克利〈Paul Klee, 1879-1940〉在1920年畫了一幅名畫，克利以其獨創的畫法用簡單的線條勾勒出一個展翅的天使，天使彷彿置身一個荒謬的情境中，表情痛苦。克利將此畫命名為Angel Novus，其中Novus為拉丁文，有「新」與「重生」之意，或可譯為「新之天使」。雖然克利本身是二十世紀前葉的重要畫家之一，在藝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新之天使」也完成於他創作的巔峰時期，但該畫之所以成名卻不是來自藝術鑑賞，而是思想界對該畫的凝視與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