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台灣應該會是全球軍民關係最好的國家之一，因為幾乎所有成年男性都服過兵役，對部隊再熟悉不過。事實卻相反，台灣人不屑、唾棄軍人的程度恐怕是全球僅見。為什麼？除了歷史與結構性因素之外，台灣軍人總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才是根本原因。最近的憲兵隊和教官事件，提供了最佳例證。

歷史與結構性因素

台灣軍人的地位低落，如果要細說從頭，我們無法忽略其中的歷史與結構性因素。台灣人之所以對軍人沒有好感，和最近才紀念69週年的二二八屠殺有一定關係──一個最簡單的結論就是「軍隊槍口對內，屠殺『自己的』人民」，儘管國防部會告訴我們，古寧頭、八二三是軍人保衛了台灣，但二二八屠殺的史實終究大幅影響了數代台灣人對軍人的看法。

國防部台北憲兵隊違法搜索人民扣押白色恐怖時期官方文件，引發軒然大波。雖然憲兵具有司法警察官職銜，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30條，憲兵應該接受檢察官指揮；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也規定，憲兵發現犯罪嫌疑，應該先報告檢察官才能夠行動。據此，台北憲兵隊此事件，早已明顯違法。

事件發生後，憲兵指揮部自認無不當行為、也沒有違法，竟稱「民眾簽署自願簽下受搜索同意書」才進行搜索。這種「被自願」的說法，頗像國民黨專制戒嚴統治時期的狀況，台灣人民「被自願」反攻大陸消滅共匪、「被自願」擁護領袖效忠黨國一樣。當年，許多台灣人和地方政府也都「被自願」低價賣地或捐地給國民黨，都是雙方喜悅各無反悔。

最近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想必又讓不少忠貞黨國意識者心中的小警總再度出現，強烈反對民轉型正義。不過，此次憲兵搜索平民事件，也讓不少台灣人警覺到已經民主化20多年，台灣民主依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再者，轉型正義就是要處理包含二二八、白色恐怖、黨產等等的議題；巧合的是，此次憲兵違法搜索平民事件，也與白色恐怖文件有關。

「哇！中國不一樣了！」

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被歸納為國家、社會及公民個人三個層面，

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近年，這些價值觀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國的觀光景點、巷道街弄、工地鐵皮外牆傳播著，無論是透過大型看板還是任何有屏幕的影音媒體，甚至一般店家門口的跑馬燈都處處可見，這種洗腦、不停播送的方式，讓人想不注意都不行。

「大陸（中國）的學生都比你們這些臺灣學生認真多了！」

「大陸市場那麼大，不要只在臺灣發展當井底之蛙了！」

「大陸已經是一個很進步了，不要還在臺灣享受著那些小確幸！」

不久前，《大尾鱸鰻2》被認為「歧視達悟族」；上星期，奧斯卡頒獎典禮也被批評為「歧視亞裔」。這都是針對某個橋段的內容，其實還有更嚴重的、更全面的系統性歧視，如Chris Rock 提到的白色奧斯卡、早年馬龍白蘭度抗議的「歧視美洲原住民」、以及發生在台灣的「歧視本土」。（註一）

台灣電影的系統性歧視

在《大尾鱸鰻2》中，性騷擾的、混黑道的、性侵女學生的、性飢渴的、乃至對達悟人出言不遜的，全都是講台語的。相反的，衣冠楚楚走金馬獎紅毯的電影導演，全都是華語族群。

這不是特例，在《逗陣ㄟ》（2013）中，生在台灣的劉金穗月性格暴躁、思慮不周，來自中國的劉杭生則溫柔敦厚、對金錢不計較；另一個講台語的雜貨店老闆卻貪小便宜，更在劉杭生要賣車時上下其手⋯⋯。

諷刺的是：導演自稱「用語言來談融合這件事」，卻在電影中醜化台灣人形象。不禁想起中國國民黨：屢屢指責對手撕裂族群，自己卻製造族群間的不公平待遇，更別說更早之前的種族屠殺、語言文化壓迫了。

二〇一六年，楊力州推出最新作品：《我們的那時此刻》，影片製作緣起於紀錄台灣金馬獎五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但楊力州的「感動、認同、改變」風格，使得該片的調性定為從庶民、影迷的觀點出發，或許說，《我們的那時此刻》就是他盼望用紀錄片呈現的庶民台灣電影史。

該片開場從中華民國國歌出發，顯然是另有目的，因為昔日的觀眾進戲院後，需要先唱完國歌，才能欣賞正片，這讓我們得以重溫舊夢（或噩夢⋯⋯）接著，該片介紹金馬獎的命名，原來是官方政府期盼電影工作者能像當時的金門、馬祖前線官兵的奮戰精神般看齊。換言之，金馬獎的設立，儼然是延續五〇年代戰鬥文藝政策下的官方機構，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它只獎勵講國語、配合國策或倫理教育的影片。不過，本片並未直接批判金馬獎的官方色彩，這從影片呈現蔣介石的影像，或旁白有意無意間稱呼獨裁者為「蔣公」的立場，可知一二。這似乎意味該片對這類語意符碼的「客觀」歷史陳述。又或者，在「感動、認同、改變」風格的首要目標下，使觀眾走進戲院欣賞紀錄片為第一要務。那麼，該片確實達到基本的賣座門檻。（該片有近七十家的戲院上映。）

總統大選投票的前夜，下了一夜冷雨，但是板橋體育場內羣眾沸騰。台上，蔡英文的頭髮已經被浸濕，她的聲音有點啞，但是很清楚，她告訴台下所有群眾，她過去曾在埔里教過小朋友英文的事──他們現在已經長大念大學了，她在台上對他們說：「我要告訴你們，我還記得你們⋯⋯」

她真的記得這些孩子，不是隨便講講，因為就在上一週，蔡英文在公開的演講中，提到了她為經濟弱勢兒童規劃的「教育發展帳戶」，由政府每年提撥15000元，家長或社會幫助另外15000元，一年共存入30000元，先把時間因素等排除，18年就有54萬元，成為他們的教育基金。這個政策的目的，是讓弱勢兒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讓他們長大後陷入低學歷、低技術、低社會參與度的循環。

當年小英教過的國中生，有一些現在已經上大學了，這些身在偏鄉經濟弱勢的孩子們，念的都是私立大學，都靠學貸在付學費，寒暑假則在便利商店、加油站、餐廳打工，或者上山幫忙種菜賣菜存生活費。長遠看來，「教育發展帳戶」的確可以解決弱勢家庭孩子沒錢付私立大學學費的問題。

想像一下，什麼是友善育兒職場？給付薪水且夠長的育嬰假、上下班時間可變動的彈性工時、合理的臨時育兒假以應付突發意外，以上是讓孩子與成人生活隔離的照顧模式，能不能多一種可能，在職場裡也能有一處孩子的安身之處？

自從日昨余宛如立委提案修《立法院議事規則》，希望增加「出列席委員及政府首長之三歲以下嬰幼兒，有餵哺或照顧之需要者，不受前項之規定。」網友評論一半叫好，一半則是批評如潮水，孩子哭了怎麼辦？跑來跑去怎麼辦？立委過太爽？不如回家帶小孩！

先來看看余立委的提案說明解釋，「此修案是希望建立親善嬰幼兒環境，讓職場父母能無後顧之憂，並由立院對企業起帶頭作用。」目的是讓國會帶頭「友善職業父母」。

台灣社會嚴重缺乏想像力與同理心，別說多數沒有孩子的人無法理解友善育兒職場的必要，就連已生兒育女的父母，都疑惑為何要帶著孩子到職場，拒絕外包親職（找保母、托兒所）一定是為了省錢。

隨著台灣主體意識反映在政治上的政權輪替，人民開始會注意並思考到關於空間正義的主體性問題，其實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而關注的地域性自然會從首都開始。事實上，從柯文哲推動城市美學、拆除忠孝橋引道以來，到福祿猴引發的公共美學爭議，再到前幾日隨二二八而高漲的「全台裝置藝術『蔣』」活動，都是台灣人民在伸張政治主體性之後，開始意識到空間美學及其合理性的集體反映。其中，空間的去威權化，並不是突來的破壞公物主義（vandalism），恰相反地，它是為去除公共空間長期被私有黨政威權符號佔據的遲來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