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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An Executive Account of Taiwan’s Blood Bath As Detailed by Eyewitnesse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ume 105, Number 5, PP 115-117. March 29, 1947.
作者：約翰包威爾 John W. Powell 譯者：李中志
書名：邪惡的開端：陳儀及其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 作者：司馬嘯青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3月5日
蔣百里的未竟志業
蔣百里是陳儀在求是書院、日本士校的雙重學長，雙方往來密切，早在袁世凱時代，他們即在北京有過共事機會。西安事變後，蔣百里遍訪各地，視察防務，南方到過廣州、香港，也到福州與省主席陳儀一晤。
抗戰爆發後不久，蔣百里奉派赴歐訪問義大利、德國，以爭取國際支援。任顯群隨行，這時任氏才27歲，也算是難得的際遇。
蔣百里出發前，曾到福州與陳儀晤談，住進壽拜庚家，行蹤甚祕。當時壽氏任福建省政府第三科科長，也是求是校友。他們的對話如下：
壽：此行您身負外交重任，言行沒有平素自由，但收入豐厚！
蔣：我不作官，也有錢用，現在有人想用我的錢了！
本名廖慶洲，一九四七年生，台中縣人。
大同工學院工商管理學系畢業後，曾任職於大同公司。
一九七四年起，服務於《經濟日報》專欄組，歷任記者、專欄組副主任、採訪組副主任。一九九五年退休後，曾任《管理雜誌》編輯顧問、《自立早報》財經證券新聞中心主任；目前專事寫作。
著有《王永慶與企業英雄》（文經社出版）、《當代成功企業家的故事》（聯經出版）、《日本過台灣》（文硯出版）、《人情義理》（哈佛企管出版）、《東寧才子：丘逢甲》（秋雨文化），以及《台灣世紀豪門──辜振甫家族》、《台灣五大家族》、《台灣新五大家族》、《台灣企業家的日本經驗》、《台灣企業家的美國經驗》、《台灣日本總督》、《台灣荷蘭總督》、《改變台灣命運的兩百年間》（以上由玉山社出版）等多部作品。
往前閱讀：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上）
〈四〉
回美後包威爾沒有改變他對中國與美中關係的看法。1954年九月，參議院內政安全委員會首度傳喚包威爾聽證，調查一小撮圍繞在中國評論周圍搞陰謀的人，指控他們替紅色中國宣傳。這一小撮人除了包威爾，還包括費正清與數名駐派中國的知名外交官。包威爾對聽證會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除了確認身分與承認他對所有中國評論上的言論負責外，他援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與第五修正案─不自證犯罪，拒絕回答所有的問題，包括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但他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他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會是共產黨員，但國家無權問他。
包威爾父子是二戰前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記者，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被日軍監禁虐待，失去雙腳；而年輕包威爾卻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做為台灣人，尤其不該忘記年輕包威爾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向世人報導了1947年的三月大屠殺。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西方專業記者，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與目擊證人，在三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大標題為「台灣的血浴」，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報導的內容。
筆者將翻譯「台灣的血浴」於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爾父子其人其事。年輕包威爾對二二八的報導絕非否認屠殺者制式的惡意曲解，認為都是出於美日帝國主義的邪惡動機，故意製造問題給中國。剛好相反，包威爾是中國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包括國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內，他們對局勢的觀點都不是華盛頓的主流想法。
書名：《台灣的恩人群像錄》
作者：盧世祥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3月1日
第三章 啟蒙者（節錄）
一個國家社會邁向現代化之路，國民素質高低至關緊要，而教育品質常是其關鍵因素。台灣在大清帝國統治時代，上學識字是少數人才有的權利，多數人民無緣接受教育，文盲到處可見。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進入日本時代，普羅大眾透過公學校等國民教育體制，才逐漸普遍有機會學習識字與接觸現代文明；台灣許多國民小學從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後陸續歡度百年校慶，翻開它們的校史發展，都可追溯到日本時代推行的國民普及教育。
上個月不少媒體討論台灣的二二八，接著的三月，是另一世界性可恥的屠殺案的50周年。越南是台灣新南向政策的重點，我們應多瞭解越南的歷史文化。美萊村屠殺（My Lai或Son My Massacre）發生在1968年3月16日，今年屆滿50周年，美國媒體有不少相關報導。
屠殺案只Calley有罪，其他人沒責任？
書名：教育是，陪你找自己的路：歐盟「文化融合親善大使」的奧地利教育大震撼 作者：楊佳恬 出版日期：2018年3月14日 出版社：小樹文化
「許多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想必是大家朗朗上口的一句口號，但是真的要落實在學校教育中，卻有其難度，畢竟老師總是努力想要把所謂的「正確答案」交給下一代。
奧地利的教育系統，也面對著相同的挑戰，而我遇到了多位奧地利老師，把「尋找屬於個人的答案」看得比「該給什麼答案」更重要！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我以旁聽生的身分進入奧地利中學。這是一所天主教學校，也是當時奧地利碩果僅存的女校。
「要不要一起笑一下呢？」當走在車站裡，有人對你這樣說，你會作何反應呢？是懷疑對方是什麼可疑人士？還是驚恐著這是什麼新式的搭訕用語而想快步離去？不用擔心，這其實是日本電信公司au在東京新宿車站設置的大型互動廣告，而搭話的人，自然就是工作人員了。
太陽下的新鮮事不少，在日本也是處處都有小故事等著被發現。那天我在新宿車站裡遇到的au互動廣告，除了是在宣傳新的通話方案之外，也因為「三」月正好和以形象廣告裡的「三」太郎角色扯得上關係，為了回饋廣大的人氣支持，便在屬於三太郎的月份，於車站內架設了一條「au 三太郎與歡笑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