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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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威爾父子是二戰前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記者,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被日軍監禁虐待,失去雙腳;而年輕包威爾卻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做為台灣人,尤其不該忘記年輕包威爾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向世人報導了1947年的三月大屠殺。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西方專業記者,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與目擊證人,在三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大標題為「台灣的血浴」,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報導的內容。

筆者將翻譯「台灣的血浴」於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爾父子其人其事。年輕包威爾對二二八的報導絕非否認屠殺者制式的惡意曲解,認為都是出於美日帝國主義的邪惡動機,故意製造問題給中國。剛好相反,包威爾是中國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包括國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內,他們對局勢的觀點都不是華盛頓的主流想法。

即使抽離二二八的脈絡,年輕包威爾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應該享有比他已得到的注意還要高許多的尊敬,對當代的新聞從業人員,仍不失為典範。以下是包威爾父子的故事,從1947年三月的一期The China Weekly Review談起,以下稱「中國評論」。

〈一〉

1947年三月初,老約翰・班・包威爾 (John Benjamin Powell) 過世,同年三月八日發刊的中國評論,以社論悼念了這位主持了近三十年的總編兼發行人。老包威爾的確是位值得尊敬的記者,中國每周評論1917年於上海創刊,自包威爾1918年接手以來,一直扮演著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事務的重要窗口。包威爾十分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不遺餘力,尤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也譴責戰前美國的姑息主義。他對國民黨的批判不輕,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不以為然,但基本上他把希望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身上,希望他們能盡快學習自己治理中國事務。

1941年日軍直逼上海,老包威爾堅持不撤出上海,要保護雜誌社員工與盡力救助淪陷區的中國人。但日軍進城後他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監禁,在惡劣的環境下受盡虐待,雙腳嚴重凍傷而必須截肢。1942年透過美日換俘得以回到美國,但身體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戰後他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但除了勉強出席東京大審作證,已無法長途旅行,此生無緣再回上海。

老包威爾過世的消息傳出,各界悼念的電報湧至,該期中國評論節錄不少重要人士的電文,其中包括蔣介石與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蔣介石這樣稱讚包威爾,「透過他正義與強大的筆,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顧維鈞說「全中國會一起哀悼失去這位偉大的朋友」。中英文的各大報也紛紛報導他的死訊,紐約時報稱他為英雄,備極哀榮。

〈二〉

雜誌社因戰爭停刊四年,戰後1945年十月復刊,交由年輕的包威爾主持,是本文的主角,約翰・威廉・包威爾 (John William Powell),1919年出生於上海,隔年父親把他送回美國,除了六歲回到上海與父母同住一年,他與母親的家人在美國中西部成長,受教育。虎父無犬子,年輕包威爾之後的事蹟更應該讓所有媒體人都肅然起敬。

1938年進入父親的母校,密蘇里大學,主修歷史與新聞,決定追隨父親的步伐,從事記者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尚未完成學業就在1940年烽火中回到上海, 1941年上海淪陷被迫離開,父親留在上海英雄式的決定讓他震撼。回美國後自願受戰地記者訓練,1942年再次以記者的身分投入戰爭,來到中國重慶。戰後回到上海,直到1953年中國評論關閉。

與老包威爾一樣,父子兩人對中國都懷有一份情感與過多的同情,但年輕包威爾比父親的處境更加複雜。在老包威爾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背景雜音,但不是中國問題的主要焦點,帝國主義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戰後國民政府的專制與腐敗不再有藉口,國民黨卻變本加厲,民心向背,共產黨將取代國民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在這樣的情勢中,年輕包威爾對國民黨採取更加嚴厲的批判,對共產黨也必須重新評估,轉而採取同情的立場。

無奈的是,這樣的轉變與他自己國家在華盛頓的政客並不一致。國家政策與記者良心的衝突在記者工作裡時常出現,當時同情中國共黨革命的西方記者不少,包威爾的態度未必會引起華盛頓的注意。真正的問題出在包威爾與其父一樣,堅持留在上海,在共產黨全面取得政權後,他不願如多數西方記者撤出紅色中國。不同的是,老包威爾敵視占領上海的征服者,與日本有致命的衝突,但政治上黑白分明;而年輕包威爾同情中國的革命,勝利的歡愉沒有即刻的衝突,但缺乏長期的觀察與流通的資訊,反而容易失去記者的嗅覺,而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後對思想與資訊的控管,更甚於在上海的日本人。

〈三〉

解放後韓戰旋即於1950年爆發。美國的介入讓包威爾採取強烈批判的立場,1951年起每期的中國評論不斷對美國指控,這些指控多屬意見表達,尚未踩到美國官方的底線。但逐漸地,評論開始採用中國官方的報導,最後指控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種下包威爾日後的麻煩。

中國評論的全盛時期有上萬的訂戶,上海書報攤均有出售,主要對象為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西方媒體也時常引用,知名度相當大。解放後隨著西方幾乎全面撤出新中國,雜誌社的營運很快就出現問題,包威爾數度打算停刊,但在朋友的鼓勵下勉強撐下來。後來由周刊改為月刊,但仍無法得到足夠的收入維持。1953年七月出版最後一期,在對新中國未來的祝福聲中,結束了這份曾是西方了解中國最重要的英文評論。

然而包威爾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母國已經恐共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麥卡錫主義席捲美國。國會以參議員麥卡錫為首的獵共委員會,惡名昭彰,豈會放過包威爾?但這些委員會主導的聽證會多半只是羞辱恐嚇,製造社會氛圍,讓被審問者屈服,不屈服者可能身敗名裂,失去工作,雖然惡劣無比,但少有進一步發動司法追殺的,而這正是包威爾要面對的。

其實包威爾早在上海就被盯上了,國務院、CIA、FBI的檔案裡,對他的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他結束雜誌回美的決定傳回情報室,被評估為將成為紅色中國在美國有效的宣傳工具。1953年八月他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兒回到美國,踏入國門的第一步立刻遭到麻煩,所有的行李與雜誌社的2000本書籍以「有政治性質」為由扣留。這些書籍要等八年後才打官司要回來,還必須付保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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