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從夏目漱石筆下的台灣再現談起

夏目漱石，日本的國民作家。1867年出生的他，1890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1900年得有機會赴英國倫敦留學。留學生涯因為腦神經衰弱，1903年回到日本並任教於母校東京帝國大學。1907年，他做了一個讓當時的人們震驚的決定——辭去東京帝國大學教職，進入《朝日新聞》成為專職作家。

他的作品中眾多也深受歡迎。曾秋桂的〈兩次海外經驗中交錯出漱石觀看東亞的觀點與台灣書寫〉（二回の海外体験が交錯する）當中，將夏目漱石作品中觸及台灣的部份進行解讀，這構成一條有趣的參考軸線。事實上，夏目漱石筆下的台灣印象，與同時期日本電影人對台灣的印象相符，他們來台灣所拍的電影，便可說明。

從「原始生蕃」印象到新天地

在夏目漱石的作品當中，依時序可以看到台灣從有距離的殖民地想像，逐漸轉化為有人前去發展的新天地。最早觸及台灣的作品當中，都是從博覽會而來的台灣印象。1905年開始連載的《我是貓》當中，提到「什麼是奇觀？那是我述之於口的奇觀。玻璃窗內騷鬧不已的人類，全都赤裸著身體。是台灣的生蕃，也是二十世紀的亞當」。

這個「原始生蕃」的形象，可能是受1903年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當中「人類館」的影響。人類館當中，展示了北海道愛奴人、琉球人、台灣原住民、朝鮮人、中國人、印度人、爪哇人等「落後」人種，此舉也在當時引發宣然大波。事實上，人類館的構想，來自法國萬國博覽會的「土人村」，也就是「土人」生活於其中，觀眾買票看他們的生活。夏目漱石旅歐之初，便曾參訪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回到日本，也正逢勸業博覽會的熱潮。

1907年開始連載的《虞美人草》當中，鋪陳了博覽會的盛況，這裡所指的博覽會應是1907年於東京舉辦的勸業博覽會。對於關於博覽會，夏目漱石有個妙喻：「把文明裝在刺激袋子底篩出東西是博覽會」，亦即文明已讓人炫目，博覽會更是文明的晶華。而後出現主角的對話：「要不然到台灣館的博覽會喝茶？觀看霓虹燈後，再坐電車回來」？也在博覽會的場景裡，主角們指認出台灣館之後開始品頭論足：「那就是台灣館嗎？」、「最右邊那個就是。那個最豪華。」、「夜晚看確實最豪華」、「真的很像龍宮」。可以看到，博覽會裡的台灣印象，轉化為遙遠的異國情調。

隨著時間推移，夏目漱石小說裡的台灣形象，也漸有改變。從1910年的《門》開始，小說中開始出現這樣的判斷：「安井去滿州的消息，大概是傳言，因為不論以體力或性格等方面來看，安井都不像那種會去滿州或台灣的傢伙」。可以想見，來台灣發展的人逐漸出現，夏目漱石才會在小說中以不像是會去台灣的形容，賦予安井一角特定的性格。到了1916年的《明暗》，開始出現主角的親族在台灣生活的描述，「大女兒四年前出嫁後，跟丈夫一起去了台灣，一直住到現在」。可以看到台灣已不再僅是有些距離的殖民地，而是已有日本人前往發展的新天地。

新派悲劇《虛榮之夢》

日本電影與台灣的距離，也像夏目漱石一樣，從最初的「原始生蕃」到帶有異國情調的殖民地。日本本地的人們對台灣的認識，以電影來說，最早大約就是高松豐次郎在台灣所拍的《台灣實況介紹》之類的宣傳紀錄片，其中，原住民是一大重點。

隨著與台灣往返的增加，也開始出現來台拍攝電影的公司。最早的應該是大阪二葉商會的《虛榮之夢》（虚栄の夢）。《台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26日報導了《虛榮之夢》將在朝日座上映的消息，並介紹了電影的劇情，《台灣日日新報》的原件部份不清楚，推估劇情如下：極有才華的青年畫家深受老師器重，並準備跟老師的女兒成婚。不過，畫家卻受到富子的誘惑，與之結婚。富子是個貪慕虛榮的女人，他與畫家結婚生子之後，卻又為了名利拋家棄子與伯爵成婚。被拋棄的畫家只能與兒子孤苦生活。在畫家人生谷底之際，幸好年輕女畫家歌吉幫忙，協助畫家父子正常生活。  

一日，伯爵官邸舉行園遊會，伯爵夫人為了繪製大正時代流行的「活人畫」——也就是人們裝扮成歷史人物，而背景也是以歷史為主題。當日，富子以古典藝能「阿波的鳴戶」為題，這齣戲的經典畫面是大人牽著小孩。富子透過歌吉找來小孩，沒想到看到的居然是自己拋棄的小孩，雖然曾狠心拋棄，但再次見到卻想據為己有。

另一方面，歌吉出現在園遊會，山之井男爵對她一見傾心，決心用盡一切手段也要追求到。然而，歌吉依舊與畫家以及小孩過貧樂的生活。一日，畫家有人來訪，鼓勵畫家繼續作畫發揮天賦，歌吉也大加鼓勵。畫家來到隻身來到山上作畫，他以絕筆之心描繪人間惡魔，心理的模板就是富子，富子的惡事一幕幕地呈現。園遊會看到自己的小孩之後，富子一心想奪回小孩，但未果。之後甚至還拿著匕首追殺畫家，歌吉的哥哥見狀幫忙，不慎將富子殺害。原本想把女兒許配給畫家的老師也在此時出現，他看到畫家與歌吉的生活，也大表贊同。歌吉的哥哥歌直則因不慎殺害富子，自殺謝罪。這部電影在台灣的取景之處，包括梅屋敷（今日的孫文史蹟館）、淡水河乃至總督府高塔等處。

異國情調的《佛陀之愛》

《虛榮之夢》就像是同時代的日本新派悲劇，劇情通常有複雜甚至莫名其妙的轉折，也經常以悲劇收場。夏目漱石的《明暗》裡的角色，隨著親人來到台灣生活。在《虛榮之夢》之後，1924年導演田中欽之趁著來台探親，順道拍了《佛陀之愛》（佛陀の愛）。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2日與3日的電影劇情介紹，電影梗概如下：中國南京一隅的寺廟，香火鼎盛。青年天才雕刻家正為寺廟雕刻新的佛像。寺廟門口，有一年輕的漂亮賣花姑娘。一日，雕刻家經過，兩人一見鍾情，愛苗滋長。未幾，雕刻家精心雕刻佛像完成，這座佛像雕刻期間，姑娘的容顏始終在腦海，甚至將之注入佛像。佛像公開之後，得到市民好評。

然而，一日，當地的惡官經過寺廟，也愛上賣花姑娘。姑娘的父親嗜酒如命，家中一貧如洗，依賴姑娘賣花維生。惡官請姑娘的父親帶著姑娘到官府參加宴會，讓他酒足飯飽之外，還送上大批金銀財寶。姑娘的父親滿心歡喜，不過，他看了一眼女兒的眼神，剎那間覺得女兒的眼神如佛陀，心裡開始後悔拿金銀財寶將女兒送給惡官之舉。天才雕刻家到門口找賣花姑娘，卻遍尋不著。有人告訴他，父女到惡官官府去了，雕刻家急忙前去。惡官給了姑娘父親金銀財寶後，便派人家姑娘押進房間。惡官進房間之後，姑娘極力抵抗，最後用花瓶砸向惡官。憤怒的惡官派人將賣花姑娘綁起來，下令將之丟向蛇池。值此生死關頭，姑娘的父親向惡官坦承：賣花姑娘其實就是您的女兒！十五年前，因為您的胡亂判決，讓我淪落底層。憤怒之際，我偷了您家的嬰兒。不相信的話，可以看看姑娘所戴的項鍊！

惡官看了之後，果然是多年前被偷走的小孩。惡官準備殺害姑娘的父親，此時，雕刻家闖入後，救了姑娘父親一命。故事的結局，一方面惡官在佛像前懺悔，自己的胡作非為導致眼前的荒謬之事發生。另一方面，雕刻家與賣花姑娘也終成眷屬，過著幸福的生活。根據《台灣日日新報》5月2日與3日的報導，電影的拍攝分別前往台北大龍峒保安宮以及圓山劍潭寺取景。

可以看到，在台灣拍攝以中國南京為背景的故事，足見當時日本對台灣的異國情調裡，還有一些遙遠的中國元素。值得一提的，出演《佛陀之愛》男主角的是新高銀行職員劉喜陽，他因為演電影，被董事長免職，因為演員在當時是上不了檯面的工作，參與演出，有辱新高銀行門面。不過，劉喜陽卻像一顆台灣電影的種子，1925年他與友人組成「台灣電影研究會」，拍攝了《誰之過》。而後，日本與台灣電影合作的電影當中，也開始出現以台灣為背景的題材，異國情調逐漸去除。

夏目漱石筆下台灣形象的變化，也是一段電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