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說到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以及翻譯作為改造社會的一種武器，我們有必要討論慶應義塾大學英文系教授戶川秋骨（1870-1933）的翻譯論，以及《賣文社》堺利彥（1871—1933）與幸德秋水（1871-1911）這兩個獨特的異端者，因為他們有足夠激進的思想，擅長於戰鬥性的檄文，並透過極佳文筆的思想渲染，使之形成一種試圖撬動社會內部的力量，強烈地吸納更多的讀者參與實現自身設定的政治目標，儘管他們對語詞和翻譯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具體而言，他們對於自己有何本領知之甚深，又非常了解自身當下的戰鬥位置，因而能夠在詭譎多變的時代中，開啟一片奇異的天地來。

電影史的書寫，經常是在對既有文獻的確認與質疑開始，而後如歷史偵探一般，在其他的文獻當中盡可能地查找各種可能的線索。其結果時而無功而返，但時而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感。

作家周金波的電影之夢就是一例。周金波跟其他戰前就有電影或戲劇經驗的文化人一樣，在戰後也投入電影的製作，諸如張深切、張維賢、呂訴上、何基明、林摶秋、辛奇等都是如此。周金波在留學日本時，就曾參與劇團的幕後工作，當然，周金波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作家，1993年前衛出版社開始整理出版的「台灣作家全集」系列，也包括周金波。其中，包括他的〈水癌〉、〈志願兵〉等的名作之外，也蒐羅周金波訪談乃至他的公子周振英所寫的父親追憶文章等。

其實，這個系列的第三集寫好之後不久，本集的內容也已經完成過半，但遲遲沒有完成，因為阿宏寫著寫著就陷入沉思，所寫的內容現實上不太可能實現，要怎麼寫才能更有建設性？其實很難。最後，阿宏相信，本文只要有第一線帶球隊的教練看了之後認同並實行，一個也好，兩個也好，總是能慢慢產生正面的影響。

上一集我們談到，目前台灣在培養投手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好投手整年都在投球」，近年來，愈來愈多的美國棒球專家已紛紛提出反對意見，台灣的環境看來很難按照美國的專家們所建議的「每年固定休息兩三個月不投球」，因為國內的棒球缺乏季節性，很難以「年度」來對球隊乃至選手的訓練進行規劃。

今年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底下稱梁祝）上映60週年紀念。1963年香港邵氏李翰祥導演所執導的《梁祝》在台灣上映，首輪上映62天，引燃黃梅調電影的熱潮。

《梁祝》在台灣電影史當中的定位，一是冷戰結構下的產物。以「自由中國」自居的台灣，為顯示海外中國人心向台灣，對香港「自由影人」（支持台灣的電影人）給予拍片的政策優惠，製造誘因讓香港電影以台灣為市場。當然，既有誘因也有交換條件，那就是香港影星來台灣參加國慶晚會、勞軍之類的活動。

二是電影中的黃梅調，以流行文化傳遞了文化中國的意象，無形中也強化了官方所強調的中華文化正統。1960年代，既是國民黨國語政策持續的年代，也是台語電影興盛的年代。黃梅調的人氣，無形中也強化了國語電影的優越性。

前言：在日本軍國當局看來，他們對那些否定私有制和君主制潛在的或明顯的擺出戰鬥態勢的反對者，事先已做過深入研究並保持高度的戒慎恐懼，一發現用暴力來破壞社會秩序的徵兆，就會立即展開無情的逮捕，以此維繫和鞏固自身政權的穩定。而向來崇尚暴力推翻政權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者，他們又是如何與整肅逮捕正面交鋒的呢？

三一五事件改變了社會主義者的世界

發生於1928年3月15日的「三一五事件」，就是最佳的例證。

1945年12月出版的《政經報》上，出現一則廣告：「電影配給 戲劇排演 台灣電影戲劇公司 董事長林茂生 專務董事楊景山 台北市榮町」。《政經報》是日治時期的律師陳逸松1945年10月25日開始發行的刊物。至於廣告文案中的董事長林茂生，他在戰後初期台灣的重要性無須多說。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對於林茂生的認知，多集中在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台大教授、《民報》社長、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等。

「我以前一直認為自己脾氣很好，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還沒結婚。」這是我自己在結婚兩週年時寫下的感想。維持婚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在法院看過太多的離婚案件，所以現在參加婚禮時，要寫下「百年好合」似乎變成一件困難的事......

婚姻中總是有許多磨合，大概沒有一對伴侶是不吵架的，但如果問題持續擴大到無法修復的地步，甚至是發生一方背叛另一方的情形，那麼雙方若不是自行協議離婚，就是要走上離婚訴訟一途了。

離婚，是誰對？誰錯？

2023年3月24日憲法法庭對《限制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案》做出憲判字第4號判決，現行《民法》對於請求離婚的相關規定有部分違憲，需要在兩年內做修正。在了解這個判決的內涵和影響之前，我們需要先知道現行法律對於提起離婚訴訟的規定。

前言：每個新時代的興起都有它自身的故事，歷史研究者探析它的歷史邏輯，後世的普羅大眾回顧似曾相識的命運，以此作為與歷史和解的契機，就此而言，深度理解歷史有諸多好處，不僅能知興替，又可避免重蹈覆轍的尷尬。

各種社會動亂拉開時代序幕

大正元年伊始，整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出現了巨大變化。大正2年1913年1月21日，新年假期結束後，帝國議會準備再次召開，但因第3次桂太郎（1848-1913）內閣預算案還沒有印刷，不得不決定休會15天，桂內閣想利用休會期間靜待護憲運動趨緩下來，因而與立憲政友會妥協。

今年是小津安二郎誕生120周年、逝世60周年紀念，作為日本重要電影大師，日本與台灣都有相關紀念活動與影展。

今日台灣，喜愛小津安二郎電影的影迷不少，即使作品年代久遠，仍不斷在其作品當中咀嚼再三者，大有人在。值得提問的是，台灣對小津安二郎較全面的認識，基本上是從1980年代伴隨電影評論雜誌的介紹，外加盜版錄影帶乃至光碟為中介開始的。在小津安二郎的時代裡，是否有台灣人觀賞過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