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父母離婚後又再各自尋找伴侶時，孩子都需要經歷關係的變動，以及與親人分離的失落，不論是父母還是孩子，都再次面臨另一種關係的考驗。孩子要適應兩種家庭生活已很不易，有時還有新的繼父/母，對孩子來說，也是新的家庭成員。如果兩個家庭未能順暢溝通與合作，每個人都想把孩子往自己的方向拉，就容易使孩子變得好像一條左右拉扯的繩索，逐漸愈加緊繃，甚至斷裂……。

小凡（化名）的父母離婚後，由父親跟繼母作為小帆的主要照顧者，雖然還是有跟媽媽固定會面的時間，但奇怪的是，每到會面時，小凡總是不願意跟媽媽回家。於是媽媽與勵馨基金會聯絡，希望可以透過家事商談服務，重新建立與小凡之間的親子關係。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在2023年7月4日受邀出席工商協進會會員大會，並以「重新定義全球化」進行專題演講。張忠謀指出，全球化的基礎是「各持經濟比較優勢的分工合作」，而全球化之下的美中關係，也已經定調為「競爭與合作」，至少目前「競爭」成分高於「合作」。

張忠謀創辦人認為全球化也被重新定義為「在不傷害本國國安、不傷害現在或未來的科技領先條件下，允許本國企業及同盟國企業在國外牟利，也允許外國產品與服務進入本國。」，且美中都彼此有此要求。最後也留下這個問題給大家思考與回答: 「這樣還算全球化嗎？，這個問題留給你們回答」。

筆者試著回答張創辦人提出的考題並提出科技全球化同心圓理論來討論這科技業數十年來最大的變局。自從川普前總統開啟對中國關稅第一槍後，筆者即指出這不是川普個人隨意的舉動，而是價值選擇之戰。在2019年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和解時，也曾指出美中之間不會真正達成和解，因為這是歷史的必然。

2023年5月1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修正案，同性婚姻的伴侶正式可以共同收養無血緣關係的孩子。消息一出，許多關注此事的民眾都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像是：「太棒了！同志伴侶不用再結婚和收養二選一！」、「修法是為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同志家庭收養的小孩很容易被霸凌？」、「如果小孩本身不想被同志收養呢？他可以選擇嗎？」不論是支持還是質疑，各種聲音紛紛出現。

身為從事收出養相關服務的社工，我們會以「孩子最佳利益」為服務核心，協助民眾辦理收出養。而在修法通過後，不禁思考同婚伴侶在收養孩子後，其家庭可能會面對哪些新的考驗與挑戰？

當「家長」的權利 我們真的還給同婚伴侶了嗎？

在台灣，為了謹慎把關孩子能健全成長，無血緣收養的程序相當漫長與嚴格。除了負責評估的社工外，法院司法事務官、家事調查官、法官也都會非常盡心地仔細研判，從收養人初步評估到收養登記，要通過完整的審核，往往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

夏目漱石，日本的國民作家。1867年出生的他，1890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1900年得有機會赴英國倫敦留學。留學生涯因為腦神經衰弱，1903年回到日本並任教於母校東京帝國大學。1907年，他做了一個讓當時的人們震驚的決定——辭去東京帝國大學教職，進入《朝日新聞》成為專職作家。

他的作品中眾多也深受歡迎。曾秋桂的〈兩次海外經驗中交錯出漱石觀看東亞的觀點與台灣書寫〉（二回の海外体験が交錯する）當中，將夏目漱石作品中觸及台灣的部份進行解讀，這構成一條有趣的參考軸線。事實上，夏目漱石筆下的台灣印象，與同時期日本電影人對台灣的印象相符，他們來台灣所拍的電影，便可說明。

從「原始生蕃」印象到新天地

前言：眾所周知，作家這個行當向來為眾人所羨慕，他們掌握精采的文字技藝輕易地能夠化腐朽為神奇，有此才情自然備受讀者們的愛戴，難怪有那麼多文學青年急欲奔向這個新世界。然而，回到現實面上，普通作家自不待言，尤其專職作家還必須是清醒而堅定的實力主義者，因為沒有稿費收入家計立刻會亮起紅燈，絕不是以精神勝利法能夠解決。所以，作家在靈感湧現振筆疾書之時，就得做出準確的預估，其產出的篇幅能換得多少稿酬。就此而言，考察明治大正時期日本作家的稿費收入似乎可以滿足我們對寫作經濟學的想像。

職業作家及其點字成金術

如同何義麟在〈戰後台灣抗日運動史的構築：以羅福星的事蹟為中心〉（戦後台湾抗日運動史の構築─羅福星の革命を事績を中心に）一文當中所指出的，戰前的日本殖民政府與戰後的國民黨政權，不約而同運用國家之力，推動其所欲的愛國教化內容。

就電影來說，日治末期的《莎韻之鐘》（1943）與戰後初期的《花蓮港》（1948）恰好是一組對比，代表了殖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原住民想像。兩部電影的故事都以原住民少女為中心，然而，兩人最終都香消玉殞。她們的生命悲劇，殺手正是這兩個政權的意識形態。

莎韻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