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介紹】我的人生交響曲：陳永興七十自述

發佈於 8 月 26, 2020

新書《我的人生交響曲：陳永興七十自述》選摘。

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

推動「平反二二八」可能也是我對台灣社會所做的重大貢獻。

1987年，剛好是二二八滿40周年，我和鄭南榕、李勝雄共3人召開記者會，公開要求國民黨政府要為二二八道歉、賠償、公佈歷史真相，還二二八受難者公道並安慰其家屬，還要求全台各地建二二八紀念碑、國家要建紀念館，並將二二八定為國家紀念日。在1987年要講這些代誌，大家都會怕，所以無人敢講。很多好友勸我說：「永興啊，不要做這個代誌，這是40年的禁忌，沒人敢去打破。」甚至連因為「美麗島事件」被關的前輩也阻擋我，他們堅信我一定會被國民黨逮捕，他們只是在「世界人權日」集會遊行就被逮捕，現在我們要為二二八辦遊行，還要求國民黨道歉賠償，當時國民黨還在執政，我們怎麼可能會沒事？

我為什麼敢做這件事情，因為我是精神科醫生。若非我是精神科醫生，我可能也不會想要推動平反二二八。

因為我不是把平反二二八視為政治運動，而是把平反二二八當作是台灣人精神重建、精神療癒的一個運動。因為我認為二二八這個事件發生在1947年，之後又有清鄉大逮捕與白色恐怖戒嚴39年，等於是1947年之後的40年間，台灣人是活在陰影而走不出來。台灣人的心靈受傷，在精神上可說「台灣人集體心靈的病」，或說是精神上的鬱悶、被壓抑，不敢追求真相、不敢追求公義。

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生怕草繩。」但其實草繩根本沒啥可怕，為何要怕草繩？因為有被蛇咬的經驗，這就是受傷未復原的心理與精神狀態。我是用這個角度在平反二二八。因為我覺得台灣人心靈上最大的病就是二二八大屠殺造成人民心生恐懼。這個恐懼的心理讓台灣人驚破膽後，變成不健康。許多人教孩子不要參與政治，說「囝仔郎有耳無嘴」，甚至產生省籍的矛盾，台灣人看到外省人就不悅，為什麼？因為二二八台灣人菁英犧牲殆盡，後來還受到很大鎮壓，白色恐怖與戒嚴讓台灣人感覺被外省人欺負。其實，並非所有外省人都是這樣。但因為二二八這個心結未解開，政府若未道歉、未向台灣人認錯，台灣人雖不敢講出來，但會永遠放在心內。所以我做一個精神科醫生，我清楚認知人潛意識裡被壓抑的心結若不解開，心靈就不會健康。所以，要把事實真相呈現出來並進行檢討。

平反二二八為台灣人心靈療傷

有人會認為事情已經過40年，面對二二八還需要驚恐懼怕嗎？對於當初做錯事的人，今日的社會要如何面對、處理這個代誌？我在1987年發起運動時，出發點是站在要治療台灣人的心病、解脫精神上的困擾，希望台灣人能夠健康走出陰影，這就是我當時的動機。

這和我1986去柏克萊讀書的經歷也有關係。柏克萊圖書館與史丹佛圖書館有交通車，每週我都從柏克萊坐交通車到史丹佛，張富美在史丹佛圖書館擔任副館長，那時，台灣有個研究台灣史的學者陳芳明也會每週到史丹佛圖書館看書、找資料，所以我和張富美、陳芳明每週下午都在史丹佛「開講」聊天，關心台灣的各種問題。

張富美收集了很多台灣島內看不見的資料與禁書，裡面也有二二八資料。我在那裡看過很多資料後，在柏克萊學業結束準備返台前的1986年8月，就告訴張富美與陳芳明，我返台後的1987年適逢二二八40週年，我要平反二二八。

他們兩人也非常緊張，我請他們在海外聲援，且需要海外學者舉辦二二八研討會來呼應。所以我在1986年底返台後，接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人權會首任會長江鵬堅因民進黨成立擔任創會長，而「台灣人權促進會」強調中立，雖然每個人各有政治立場，但「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要超越政黨，因此江鵬堅辭掉「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由我接任第二任會長。1986年底，我告訴台權會的會員，明年（1987年）要來推動二二八的平反，因為二二八是台灣人權受到最大傷害的事件。

1986年底，我就邀請鄭欽仁教授、張炎憲教授、李筱峰教授、李永熾教授⋯⋯等關心台灣本土的學者，一起籌辦二二八的學術研討會。1986年底開辦第一場二二八研討會。

1987年1月鄭南榕出獄後來找我，我對他說：「1987年是二二八40週年，我要來推動平反二二八。」他說他剛好也有這個想法。所以，我、鄭南榕以及李勝雄在1987年2月14日在台大校友會館正式開記者會，宣布「二二八和平促進會」成立與說明具體訴求。我擔任促進會的會長，副會長是李勝雄，秘書長為鄭南榕。

衝撞威權無畏鎮暴部隊包圍

我們在全台灣各縣市辦了20多場紀念會，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紀念二二八的活動，不僅有演講會還發起遊行活動，訴求內容還要求國民黨道歉。1987年2月的時候，戒嚴尚未解除也無集會遊行法，在《戒嚴法》的規範下，任何集會遊行都是非法的，所以國民黨把我們每一場活動都當作違法活動，派遣大批鎮暴部隊包圍。我曾被鎮暴部隊打得頭破血流、眼鏡碎滿地，但是遊行衝破鎮暴部隊。遊行成功後，那個將我們包圍的鎮暴部隊團管區司令也就下台！那一年鎮暴人員很多都因此下台⋯⋯

「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突破禁忌！」我認為對台灣社會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因為之前沒有人敢走上街頭，我們在不能遊行的情況下提出平反二二八的訴求，且還是上街頭衝撞威權，將台灣人禁忌的心結解開。所以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後，台灣社會上陸續出現比如勞工運動、婦女運動、原住民運動⋯⋯，也都走上街頭發出訴求，甚至連救援雛妓團體也展開遊行。

我認為1987年街頭運動的蓬勃，導致當年7月解除了戒嚴，因為蔣經國也發現社會力無法抵擋。如果1987年2月的平反二二八在國民黨鎮壓下被消滅，大概後面就無人敢再出聲。但是大家發現，平反二二八運動竟然沒有代誌。所以，就站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這次行動對台灣社會是正面的。我事後反省，自己那時為何這麼有信心？雖然很多人攏說，這不可能成功！國民黨執政豈會道歉或將二二八制定為紀念日？就像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在立院答詢所說：「滿清入關屠殺漢人都沒有道歉，為什麼國民黨來台灣的二二八大屠殺要道歉？」這就是國民黨的心態。

我對平反二二八有信心，是因為我是向台灣人，並而非向國民黨提出訴求。我不需要問統治者：這些二二八犧牲者到底是叛徒，受共產黨利用，還是遭日本人煽動？又或者他們是不是台灣人格者、先覺者？「他們是台灣人真正在追求自由民主，有覺醒勇敢的台灣人」，這是咱自己要定義的。

台灣人對自己的歷史要有解釋權，咱要掌握自己歷史的詮釋權，而非將此事件的解釋權交給統治者。交給國民黨統治者來解釋，他們當然會說這些人是叛徒，說這些人是被共產黨利用、這些人是被日本人煽動、這些人都是地痞流氓。但事實並非如此。

作為台灣人，為何不能講對的事，為何不能替咱犧牲的前輩講公道話？全世界沒有一個統治者能禁止這件事，所以我的信心來自於我的訴求：「台灣人自己要做主人，要做主人，就要自己解釋歷史」。我們說，犧牲的前輩是勇敢的台灣人，他們就是。咱主動將二二八這日視為紀念日，就是國定紀念日，為何要政府宣布？人民自己就可以宣布二二八是國定紀念日。政府是要替咱服務的，是咱選出來的，哪有說人民的意志要問政府同意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