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翻譯所碩士,香港理工大學博士,現為師大翻譯所教授。身為譯者,教翻譯,也談翻譯,希望提升譯者的能見度,讓讀者更了解翻譯。著有《翻譯偵探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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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統的碰撞與協商:從翻譯看台灣與中國、日本、美國、東亞的關係
翻譯涉及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化,因此翻譯史可以反映出文化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而與台灣關係最密切的文化系統,就是中國、日本和美國,其次則為東亞。以下分別討論:
(一)台灣與中國:不只是遺民
台灣清末以前為中國邊陲之地,漢移民多來自閩粵,知識階層與清朝其他地方並無太大差異,使用共通的文言文書寫,以方言交談,誦佛經一樣用鳩摩羅什、玄奘的翻譯,讀書人也到中國考科舉。就是傳教士翻譯的白話字聖經,也同於廈門話聖經。
但從日治以降,兩岸開始有截然不同的發展:日文成為台灣的官方語言固然影響重大,但文人仍然繼續使用文言文和閩粵方言。台灣與中國也並非完全隔絕:台灣的書店一直都有進口、販賣中國書籍,穿梭兩地的商人、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和台灣學生頗有往來,也有台灣人到中國求學。而且因為同文之便,日治時期台灣報刊經常轉載或改寫中國譯者作品,如1904年林紓以文言翻譯莎士比亞故事集中的〈鬼詔〉(Hamlet),1906年經觀潮改寫為〈丹麥太子〉,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1]上。白話文運動之後也是如此,胡適在1919年翻譯的白話詩〈關不住了〉,1923年即刊登在東京的《台灣民報》。
本書第二篇許俊雅的〈日治台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和第六篇陳宏淑的〈兩個源文之下的混種翻譯:居間游移的無家孤兒〉,都是由中國譯本改寫為台灣譯本的個案研究。但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小人國記〉是白話文改寫白話文,《無家的孤兒》卻是從文言文「翻譯」為白話文。可見從中國譯本改寫(或稱語內翻譯)可能是日治台灣常見的型態[2]。另外,這兩篇語內翻譯都有台灣譯者的加工,〈小人國記〉有娛樂本地讀者的添寫,《無家的孤兒》則因包天笑是由日譯本轉譯,台灣譯者有轉而參考日譯本的痕跡。第四篇柳書琴的〈〈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則探討台灣作家楊逵的日文小說透過中譯本在中國出版的情形,方向與上述兩篇相反,是相當少見的例子。
第七篇藍適齊的〈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臺灣人二戰通譯〉,也涉及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關係,因為二戰中被徵召到南洋參與戰爭的通譯,正是因為語言能力(兼具日文和中文)而被徵召或臨時指派翻譯任務。他們與南洋華人能以閩南語等方言溝通,與江浙的中華民國戰俘卻無法溝通,凸顯台灣與中國「同種但不同語」的問題。
與中國人語言不通的問題一直延伸到戰後。雖然日治台灣與中國並未完全斷絕往來,如洪炎秋、游彌堅、林海音等戰後重要台籍譯者/贊助者都曾住在中國多年,台灣也出現了白話文;但畢竟當時台灣的官方語言和教育語言是日文,知識份子日文嫻熟者眾,如楊逵的日文就比中文好,因此需要譯者胡風把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戰後官方語言變成現代中文,中華民國國語係以北方官話為基礎而制訂的,而閩粵移民之後的台灣居民本來不會說北方官話,也未正式受白話文教育,造成戰後普遍的語言問題。第八篇王惠珍〈論戰後初期(1945-1949) 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即討論戰後初期,台灣人與中國人必須依賴日文譯本才能溝通的情況。也就是說,這些日文譯本的目標讀者並非日本人,而是台灣人,情況非常特殊。也因為台灣人受限於現代中文能力,戰後初期的中文譯者絕大多數為隨政府來台的中國人,第九篇張綺容的〈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台譯者研究〉可見由中國譯者主導譯壇的態勢極為顯著。第十二篇筆者的〈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譯本及譯者大遷徙〉則把香港納入台灣翻譯史的框架,認為戰後從中國南遷的譯者主導了冷戰期間的台港兩地翻譯界,在台灣戒嚴期間,也有大量中國譯本透過香港流入台灣。
(二)台灣與日本:從「日支提攜[3]」平台到「奴化語言」
台灣在文化上與中國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起點當然是日治五十年。但日文並非完全以異文化的姿態出現[4]。本論文集第一篇黃美娥的〈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台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就提到,台灣出現的第一篇小說,是1899年《台日報》刊出的日本小說家菊池三溪的《珊瑚枕記》,就是直接用漢語文言寫作的日本故事。更重要的是,本文揭露台灣與中國翻譯史分歧的起點,就在於日治時期引進的日本文學和透過日譯轉譯的世界文學。
第二篇〈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台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和第七篇〈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臺灣人二戰通譯〉都是口譯者研究,但小野西洲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份子,台籍通譯則是殖民地人民受徵召所為,立場身份相異。第五篇橫路啟子的〈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灣知識份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志物語》為主〉,也是探討中日翻譯:楊逵翻譯的日語版《三國志物語》。1940年代,日本想聯合中國對抗歐美,台灣遂成為「日支提攜」平台,出現多種中國文學日譯,黃得時的《水滸傳》、江肖梅的《包公案》、西川滿的《西遊記》等也都在此時的台灣出版。雖然在戰爭結束之前,國民政府於1945年3月頒布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就宣稱接管台灣後「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但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並未在戰後劃下句點。第八篇王惠珍〈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就討論在戰後四年間的多種日譯本,如「日文時事解說叢書」、《中國話題の人物》、《阿Q正傳》等。可見從戰前到戰後,台灣中譯日人才眾多,也相當活躍。
以上這幾篇論文,雖說主要描述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但也都與中國有關。日本漢文小說有模仿中國之處,也有中國題材;小野西洲的工作語言是日文和中文(台語),他自己也寫漢文漢詩;《三國志》是中國古典小說;二戰通譯是為中國戰俘翻譯;戰後出版大量符合政策的日譯本也是為了讓台灣人「再中國化」。殖民時期台灣作為「日支提攜」的平台,戰後因語言不通而必須借助日文這種國民黨所謂的「奴化語言」,中日台的關係從殖民時期到戰後始終糾葛難分。
雖然在戒嚴時期,政府刻意打壓日文,例如國立大學都不設日文系,也從1950年開始限制日語書籍、影片進口;但從戰後至今,台灣,出版市場上一直有大量從日文轉譯的各類書籍,尤其是兒童文學,已知從日文翻譯而未註明日譯本來源的童書逾七百冊,若加上漫畫和卡通,更是影響力驚人。至今日文翻譯在台灣仍是大宗,出版翻譯書籍的前五大出版社都是日文出版社,譯作數量前二十名的譯者全是日文譯者,可見日本文化在台灣的影響深遠,並未隨殖民結束而中止。
(三)台灣與美國:在民主陣營的羽翼之下
二戰時期,中美為戰友關係,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取得台灣。冷戰時期,美國更是台灣最主要的保護者,在軍事、經濟方面提供長期援助,文化上亦以香港美新處和台北美新處為中心,結交流亡菁英,大量翻譯美國文學、科技新知、反共文學等,同時也將台灣塑造為「自由中國」,與中共相抗衡。本論文集最後四篇都與美國有關:第九篇張綺容的〈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台譯者研究〉雖是流亡譯者研究,但他們翻譯的語言主要是英文,題材則是親美抗俄,符合國家政策。第十篇單德興的〈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與第十一篇王梅香的〈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皆直接探討美新處的角色,但方向相反:前者探討美國文學中譯,後者探討台灣文學英譯。單文從贊助者角度描述美國新聞處在推廣美國文學上的角色,王梅香則以社會學角度切,明確指出台灣文學的英譯是美國整體政策的一部分:與中共競爭文化的詮釋權。最後一篇筆者的〈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三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也與美國有關。香港美新處作為美國在亞洲的指揮中心,美國透過大量翻譯,塑造其為民主、自由、進步的世界共主形象,從嚴肅文學到流行文學、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皆以美國為模仿對象。學術界以留美為主流,流亡譯者終老於美國者眾,翻譯作品以美國最多,皆可見美國在台灣的影響。
(四)台灣與東亞:帝國的陰影
陳芳明所言,「歷史上的東亞,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早期台灣與日、韓、越南等同屬漢字文化圈,位於中國帝國的邊陲;大航海時代,東亞各國紛紛落入歐洲殖民者之手,如香港、馬來西亞、緬甸為英國殖民地、印尼為荷蘭殖民地、越南為法國殖民地、菲律賓為西班牙殖民地等。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論述中,日本的目標就是要從歐洲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國家,而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也成為日本前進東南亞的基地。到了戰後,美國雖無殖民之名,但在冷戰架構之下,東亞國家從日、韓、台、港、新加坡、菲律賓,無不在美國的羽翼之下。而台灣翻譯史,也見證了這幾波帝國勢力的興替。
第一篇〈「文體」與「國體」〉中提及台灣譯者李逸濤曾翻譯韓國名著《春香傳》,並從時間推測李逸濤並非由日譯本轉譯,而是根據漢文《春香傳》改寫,因為當時韓國也在漢字文化圈之內,和日本一樣,文人仍用漢文寫作,不會韓文的李逸濤才能夠「譯」出這個韓國故事。台灣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上,也有出現同在漢字文化圈的越南故事。可見在清朝與日治初期,台灣與日、韓、越南處境相似,都在漢字文化圈的邊陲,彼此之間雖語言不同,但透過漢文仍能彼此溝通。〈無家的孤兒〉也可看出中日韓的密切關係:包天笑透過日譯本轉譯成中文的法國故事,成為台灣和韓國轉譯的根據,而台灣與韓國當時都是日本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治後期,因應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政策,少數漢文媒體如《風月報》,也因為有向東南亞華人宣傳的功用,而得以繼續發行。〈口譯之「罪」〉一文更與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直接相關。如其中一位正式通譯安田宗治(賴恩勤),在台北先經過八個多月的越南語培訓才入伍;謝長錦也在馬來亞柔佛州受過通譯訓練,顯見都是為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行動做準備。而且文中所提及的通譯地點都在南洋戰場。到了戰後,兩篇與美新處相關的論文都明確指出,香港是美國在東南亞佈局的中心,香港美新處的譯書計畫,目標讀者不只是香港、台灣,而是包括東南亞的華人讀者。〈三城記〉也提及香港居於中國與台灣之間,不但是譯作流通的轉介站,香港譯者也與台灣譯者形成共同的人才庫。
台灣與東亞各國,有著類似的帝國邊陲經驗、殖民經驗、戰爭記憶,但又有不同的文化主體。本文前述王宏志主持的「翻譯與亞洲殖民管治」研究計畫,即促使台灣的翻譯學者開始思考台灣在東亞的位置。
小結:在歷史中尋找譯者的身影
台灣翻譯史歷經政權更迭、殖民、戒嚴種種政治力介入,長期的政治禁忌導致「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透過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這些基本的考古問題都尚未完全釐清,要能解釋其間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更非易事。但最困難的莫過於尋找譯者生平資料:譯者地位向來不及作者,有些譯者連署名是真名或筆名都難以確知。許多譯作沒有署名,也有不少抄襲中國或香港譯作並冠上假名,更是增加研究上的困難。
本論文集多位作者都努力尋求第一手資料,如楊承淑親到日本尋找小野西洲的墳墓,並且訪問到他的兒女,得知這位傑出譯者戰後回到日本鬱鬱寡歡的暮年情景;藍適齊親到澳洲、新加坡、英國各地查訪法庭受審檔案,從當年卷宗中一筆一筆抄錄台籍戰犯的手寫中文名字;單德興在港台兩地親訪多位譯者和今日世界編輯,得知許多一手秘辛;王梅香直接向美國政府申請檔案解密,足足等了半年才通過,在浩瀚的國務院資料中拼湊出美國對台灣文學翻譯的操作證據;張綺容在訪問《拾穗》譯者時,有幾位高齡八十以上的譯者江浙鄉音甚重,她還必須請聽得懂的人陪同「翻譯」才能進行訪問;筆者為比對台灣偽譯的來源譯本,也曾在北京清華文學院舊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香港藏身工業區倉庫的舊書店等,一本一本找出霉爛缺頁的「民國時期譯本」比對。而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在歷史洪流中尋找譯者的身影。
本論文集所收錄論文始於日治初期,終於冷戰時代。十二位作者來自各領域,除了翻譯學界的楊承淑、橫路啟子、賴慈芸、陳宏淑、張綺容之外,還有台文所的黃美娥、王惠珍、柳書琴;國文系的許俊雅;歐美所的單德興;歷史系的藍適齊;社會系的王梅香。所探討的譯者超過百人,包括日籍的中西牛郎、小野西洲;台籍的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陳伯輿、李漢如、簡進發、楊逵、江肖梅、(臺籍但是被當作日本戰犯審判而處決的)許祺禪、郭張興、楊樹木、安田宗治(賴恩勤)、林一(林發伊)、木代原武雄(陳銘志)、戰後的丁貞婉、施翠峰、林煥星、林曙光、楊牧等;中國的胡風、韋叢蕪、包天笑、李霽野等;自中國流亡的張愛玲、林以亮、湯新湄、姚克、余光中、夏濟安、顏元叔、殷張蘭熙、麋文開、何欣、張秀亞等人;香港譯者劉紹銘、鄭樹森、金聖華等;美籍的高克毅、贊助人麥加錫(Richard M. McCarthy)、鮑威爾(Ralph Powell)。有筆譯,也有口譯;語言方向包括日譯中、中譯日、中譯中(語內翻譯)、日台對譯、英譯中、中譯英、以及透過日文轉譯的世界文學。雖然未能觸及所有議題,如傳教士翻譯、通譯研究、方言翻譯、兒童文學翻譯、原住民語翻譯等等,但順著時序一篇篇讀來,也大致可以掌握台灣翻譯史最基本的議題與脈絡。更深入的探討,則可以參考本論文集所附的延伸閱讀建議。
台灣作為一個海洋國家,本是多民族多文化交匯之地,台灣歷史與翻譯相始終,探索翻譯史就是在探索自己的定位。透過歷史上的譯者,讓我們更了解這塊土地上種種文化系統的接觸、碰撞與發展。《台灣翻譯史論文集》是一個起步,期待未來有更多跨領域的研究者投入這塊新興領域,在歷史的洪流中尋找譯者的身影,也讓我們更了解今天的自己從何而來。
作者:黃美娥、楊承淑、許俊雅、柳書琴、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王惠珍、張綺容、單德興、王梅香、賴慈芸
主編:賴慈芸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1] 不過《臺灣日日新報》此篇署名「觀潮」,並沒有說明這篇改自林紓譯文。見許俊雅(2011),〈少潮、觀潮、儂、耐儂、拾遺是誰?-《臺灣日日新報》作者考證〉。《台灣文學學報》19: 1-34。
[2] 其實「語內翻譯」在1930、1940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啟明書店就有多本世界名著是根據前譯改寫的。
[3] 「日支提攜」的「支」指中國(支那),「提攜」是漢字詞,意思為合作。所以「日支提攜」即中日合作之意,是日本政治家宮島誠一郎在1877年提出的說法,認為日本應與中國合作,對抗歐美列強。日治時期,因為台灣人會日文和「中文」,被許多日本人視為「日支提攜」的平台。
[4] 根據永井江理子的說法,日本人在明治之前,一直視中國文學為自己的文學。接觸西洋文化之後,才發覺中國文學「是以外文寫的外國文學」。參考永井江理子(2000)《現代中國文學翻譯百年史:日本人所讀過的中國文學》。輔大翻譯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