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翻譯史》導論：翻譯之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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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翻譯史》導論：翻譯之島（中）

文化系統的碰撞與協商：從翻譯看台灣與中國、日本、美國、東亞的關係

翻譯涉及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化，因此翻譯史可以反映出文化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而與台灣關係最密切的文化系統，就是中國、日本和美國，其次則為東亞。以下分別討論：

（一）台灣與中國：不只是遺民

台灣清末以前為中國邊陲之地，漢移民多來自閩粵，知識階層與清朝其他地方並無太大差異，使用共通的文言文書寫，以方言交談，誦佛經一樣用鳩摩羅什、玄奘的翻譯，讀書人也到中國考科舉。就是傳教士翻譯的白話字聖經，也同於廈門話聖經。

但從日治以降，兩岸開始有截然不同的發展：日文成為台灣的官方語言固然影響重大，但文人仍然繼續使用文言文和閩粵方言。台灣與中國也並非完全隔絕：台灣的書店一直都有進口、販賣中國書籍，穿梭兩地的商人、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和台灣學生頗有往來，也有台灣人到中國求學。而且因為同文之便，日治時期台灣報刊經常轉載或改寫中國譯者作品，如1904年林紓以文言翻譯莎士比亞故事集中的〈鬼詔〉（Hamlet），1906年經觀潮改寫為〈丹麥太子〉，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1]上。白話文運動之後也是如此，胡適在1919年翻譯的白話詩〈關不住了〉，1923年即刊登在東京的《台灣民報》。

本書第二篇許俊雅的〈日治台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和第六篇陳宏淑的〈兩個源文之下的混種翻譯：居間游移的無家孤兒〉，都是由中國譯本改寫為台灣譯本的個案研究。但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小人國記〉是白話文改寫白話文，《無家的孤兒》卻是從文言文「翻譯」為白話文。可見從中國譯本改寫（或稱語內翻譯）可能是日治台灣常見的型態^[2]。另外，這兩篇語內翻譯都有台灣譯者的加工，〈小人國記〉有娛樂本地讀者的添寫，《無家的孤兒》則因包天笑是由日譯本轉譯，台灣譯者有轉而參考日譯本的痕跡。第四篇柳書琴的〈〈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則探討台灣作家楊逵的日文小說透過中譯本在中國出版的情形，方向與上述兩篇相反，是相當少見的例子。

第七篇藍適齊的〈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臺灣人二戰通譯〉，也涉及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關係，因為二戰中被徵召到南洋參與戰爭的通譯，正是因為語言能力（兼具日文和中文）而被徵召或臨時指派翻譯任務。他們與南洋華人能以閩南語等方言溝通，與江浙的中華民國戰俘卻無法溝通，凸顯台灣與中國「同種但不同語」的問題。

與中國人語言不通的問題一直延伸到戰後。雖然日治台灣與中國並未完全斷絕往來，如洪炎秋、游彌堅、林海音等戰後重要台籍譯者/贊助者都曾住在中國多年，台灣也出現了白話文；但畢竟當時台灣的官方語言和教育語言是日文，知識份子日文嫻熟者眾，如楊逵的日文就比中文好，因此需要譯者胡風把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戰後官方語言變成現代中文，中華民國國語係以北方官話為基礎而制訂的，而閩粵移民之後的台灣居民本來不會說北方官話，也未正式受白話文教育，造成戰後普遍的語言問題。第八篇王惠珍〈論戰後初期（1945-1949） 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即討論戰後初期，台灣人與中國人必須依賴日文譯本才能溝通的情況。也就是說，這些日文譯本的目標讀者並非日本人，而是台灣人，情況非常特殊。也因為台灣人受限於現代中文能力，戰後初期的中文譯者絕大多數為隨政府來台的中國人，第九篇張綺容的〈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台譯者研究〉可見由中國譯者主導譯壇的態勢極為顯著。第十二篇筆者的〈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譯本及譯者大遷徙〉則把香港納入台灣翻譯史的框架，認為戰後從中國南遷的譯者主導了冷戰期間的台港兩地翻譯界，在台灣戒嚴期間，也有大量中國譯本透過香港流入台灣。

（二）台灣與日本：從「日支提攜^[3]」平台到「奴化語言」

台灣在文化上與中國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起點當然是日治五十年。但日文並非完全以異文化的姿態出現^[4]。本論文集第一篇黃美娥的〈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台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就提到，台灣出現的第一篇小說，是1899年《台日報》刊出的日本小說家菊池三溪的《珊瑚枕記》，就是直接用漢語文言寫作的日本故事。更重要的是，本文揭露台灣與中國翻譯史分歧的起點，就在於日治時期引進的日本文學和透過日譯轉譯的世界文學。

第二篇〈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台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和第七篇〈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臺灣人二戰通譯〉都是口譯者研究，但小野西洲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份子，台籍通譯則是殖民地人民受徵召所為，立場身份相異。第五篇橫路啟子的〈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灣知識份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志物語》為主〉，也是探討中日翻譯：楊逵翻譯的日語版《三國志物語》。1940年代，日本想聯合中國對抗歐美，台灣遂成為「日支提攜」平台，出現多種中國文學日譯，黃得時的《水滸傳》、江肖梅的《包公案》、西川滿的《西遊記》等也都在此時的台灣出版。雖然在戰爭結束之前，國民政府於1945年3月頒布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就宣稱接管台灣後「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但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並未在戰後劃下句點。第八篇王惠珍〈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就討論在戰後四年間的多種日譯本，如「日文時事解說叢書」、《中國話題の人物》、《阿Q正傳》等。可見從戰前到戰後，台灣中譯日人才眾多，也相當活躍。

以上這幾篇論文，雖說主要描述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但也都與中國有關。日本漢文小說有模仿中國之處，也有中國題材；小野西洲的工作語言是日文和中文（台語），他自己也寫漢文漢詩；《三國志》是中國古典小說；二戰通譯是為中國戰俘翻譯；戰後出版大量符合政策的日譯本也是為了讓台灣人「再中國化」。殖民時期台灣作為「日支提攜」的平台，戰後因語言不通而必須借助日文這種國民黨所謂的「奴化語言」，中日台的關係從殖民時期到戰後始終糾葛難分。

雖然在戒嚴時期，政府刻意打壓日文，例如國立大學都不設日文系，也從1950年開始限制日語書籍、影片進口；但從戰後至今，台灣，出版市場上一直有大量從日文轉譯的各類書籍，尤其是兒童文學，已知從日文翻譯而未註明日譯本來源的童書逾七百冊，若加上漫畫和卡通，更是影響力驚人。至今日文翻譯在台灣仍是大宗，出版翻譯書籍的前五大出版社都是日文出版社，譯作數量前二十名的譯者全是日文譯者，可見日本文化在台灣的影響深遠，並未隨殖民結束而中止。

（三）台灣與美國：在民主陣營的羽翼之下

二戰時期，中美為戰友關係，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取得台灣。冷戰時期，美國更是台灣最主要的保護者，在軍事、經濟方面提供長期援助，文化上亦以香港美新處和台北美新處為中心，結交流亡菁英，大量翻譯美國文學、科技新知、反共文學等，同時也將台灣塑造為「自由中國」，與中共相抗衡。本論文集最後四篇都與美國有關：第九篇張綺容的〈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台譯者研究〉雖是流亡譯者研究，但他們翻譯的語言主要是英文，題材則是親美抗俄，符合國家政策。第十篇單德興的〈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與第十一篇王梅香的〈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皆直接探討美新處的角色，但方向相反：前者探討美國文學中譯，後者探討台灣文學英譯。單文從贊助者角度描述美國新聞處在推廣美國文學上的角色，王梅香則以社會學角度切，明確指出台灣文學的英譯是美國整體政策的一部分：與中共競爭文化的詮釋權。最後一篇筆者的〈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三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也與美國有關。香港美新處作為美國在亞洲的指揮中心，美國透過大量翻譯，塑造其為民主、自由、進步的世界共主形象，從嚴肅文學到流行文學、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皆以美國為模仿對象。學術界以留美為主流，流亡譯者終老於美國者眾，翻譯作品以美國最多，皆可見美國在台灣的影響。

（四）台灣與東亞：帝國的陰影

陳芳明所言，「歷史上的東亞，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早期台灣與日、韓、越南等同屬漢字文化圈，位於中國帝國的邊陲；大航海時代，東亞各國紛紛落入歐洲殖民者之手，如香港、馬來西亞、緬甸為英國殖民地、印尼為荷蘭殖民地、越南為法國殖民地、菲律賓為西班牙殖民地等。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論述中，日本的目標就是要從歐洲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國家，而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也成為日本前進東南亞的基地。到了戰後，美國雖無殖民之名，但在冷戰架構之下，東亞國家從日、韓、台、港、新加坡、菲律賓，無不在美國的羽翼之下。而台灣翻譯史，也見證了這幾波帝國勢力的興替。

第一篇〈「文體」與「國體」〉中提及台灣譯者李逸濤曾翻譯韓國名著《春香傳》，並從時間推測李逸濤並非由日譯本轉譯，而是根據漢文《春香傳》改寫，因為當時韓國也在漢字文化圈之內，和日本一樣，文人仍用漢文寫作，不會韓文的李逸濤才能夠「譯」出這個韓國故事。台灣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上，也有出現同在漢字文化圈的越南故事。可見在清朝與日治初期，台灣與日、韓、越南處境相似，都在漢字文化圈的邊陲，彼此之間雖語言不同，但透過漢文仍能彼此溝通。〈無家的孤兒〉也可看出中日韓的密切關係：包天笑透過日譯本轉譯成中文的法國故事，成為台灣和韓國轉譯的根據，而台灣與韓國當時都是日本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治後期，因應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政策，少數漢文媒體如《風月報》，也因為有向東南亞華人宣傳的功用，而得以繼續發行。〈口譯之「罪」〉一文更與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直接相關。如其中一位正式通譯安田宗治（賴恩勤），在台北先經過八個多月的越南語培訓才入伍；謝長錦也在馬來亞柔佛州受過通譯訓練，顯見都是為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行動做準備。而且文中所提及的通譯地點都在南洋戰場。到了戰後，兩篇與美新處相關的論文都明確指出，香港是美國在東南亞佈局的中心，香港美新處的譯書計畫，目標讀者不只是香港、台灣，而是包括東南亞的華人讀者。〈三城記〉也提及香港居於中國與台灣之間，不但是譯作流通的轉介站，香港譯者也與台灣譯者形成共同的人才庫。

台灣與東亞各國，有著類似的帝國邊陲經驗、殖民經驗、戰爭記憶，但又有不同的文化主體。本文前述王宏志主持的「翻譯與亞洲殖民管治」研究計畫，即促使台灣的翻譯學者開始思考台灣在東亞的位置。

小結：在歷史中尋找譯者的身影

台灣翻譯史歷經政權更迭、殖民、戒嚴種種政治力介入，長期的政治禁忌導致「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透過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這些基本的考古問題都尚未完全釐清，要能解釋其間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更非易事。但最困難的莫過於尋找譯者生平資料：譯者地位向來不及作者，有些譯者連署名是真名或筆名都難以確知。許多譯作沒有署名，也有不少抄襲中國或香港譯作並冠上假名，更是增加研究上的困難。

本論文集多位作者都努力尋求第一手資料，如楊承淑親到日本尋找小野西洲的墳墓，並且訪問到他的兒女，得知這位傑出譯者戰後回到日本鬱鬱寡歡的暮年情景；藍適齊親到澳洲、新加坡、英國各地查訪法庭受審檔案，從當年卷宗中一筆一筆抄錄台籍戰犯的手寫中文名字；單德興在港台兩地親訪多位譯者和今日世界編輯，得知許多一手秘辛；王梅香直接向美國政府申請檔案解密，足足等了半年才通過，在浩瀚的國務院資料中拼湊出美國對台灣文學翻譯的操作證據；張綺容在訪問《拾穗》譯者時，有幾位高齡八十以上的譯者江浙鄉音甚重，她還必須請聽得懂的人陪同「翻譯」才能進行訪問；筆者為比對台灣偽譯的來源譯本，也曾在北京清華文學院舊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香港藏身工業區倉庫的舊書店等，一本一本找出霉爛缺頁的「民國時期譯本」比對。而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在歷史洪流中尋找譯者的身影。

本論文集所收錄論文始於日治初期，終於冷戰時代。十二位作者來自各領域，除了翻譯學界的楊承淑、橫路啟子、賴慈芸、陳宏淑、張綺容之外，還有台文所的黃美娥、王惠珍、柳書琴；國文系的許俊雅；歐美所的單德興；歷史系的藍適齊；社會系的王梅香。所探討的譯者超過百人，包括日籍的中西牛郎、小野西洲；台籍的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陳伯輿、李漢如、簡進發、楊逵、江肖梅、（臺籍但是被當作日本戰犯審判而處決的）許祺禪、郭張興、楊樹木、安田宗治（賴恩勤）、林一（林發伊）、木代原武雄（陳銘志）、戰後的丁貞婉、施翠峰、林煥星、林曙光、楊牧等；中國的胡風、韋叢蕪、包天笑、李霽野等；自中國流亡的張愛玲、林以亮、湯新湄、姚克、余光中、夏濟安、顏元叔、殷張蘭熙、麋文開、何欣、張秀亞等人；香港譯者劉紹銘、鄭樹森、金聖華等；美籍的高克毅、贊助人麥加錫（Richard M. McCarthy）、鮑威爾（Ralph Powell）。有筆譯，也有口譯；語言方向包括日譯中、中譯日、中譯中（語內翻譯）、日台對譯、英譯中、中譯英、以及透過日文轉譯的世界文學。雖然未能觸及所有議題，如傳教士翻譯、通譯研究、方言翻譯、兒童文學翻譯、原住民語翻譯等等，但順著時序一篇篇讀來，也大致可以掌握台灣翻譯史最基本的議題與脈絡。更深入的探討，則可以參考本論文集所附的延伸閱讀建議。

台灣作為一個海洋國家，本是多民族多文化交匯之地，台灣歷史與翻譯相始終，探索翻譯史就是在探索自己的定位。透過歷史上的譯者，讓我們更了解這塊土地上種種文化系統的接觸、碰撞與發展。《台灣翻譯史論文集》是一個起步，期待未來有更多跨領域的研究者投入這塊新興領域，在歷史的洪流中尋找譯者的身影，也讓我們更了解今天的自己從何而來。

書名：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

作者：黃美娥、楊承淑、許俊雅、柳書琴、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王惠珍、張綺容、單德興、王梅香、賴慈芸

主編：賴慈芸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