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翻譯史》導論：翻譯之島（上）

台灣與翻譯自始就難以分割。台灣初登世界舞台，就是在大航海時代，島名「福爾摩沙」即為歐洲語言的音譯。台灣歷史以移民和殖民為主軸，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觸自然都有翻譯活動。但早期與歐洲文化的交流，可供研究的翻譯文本有限；清治時期的翻譯活動以原漢通譯和傳教士的翻譯為主，與清帝國其他邊陲地區差異不大。日治以降，日本既為東亞最早接受歐洲文化的重鎮，台灣也不能自外於亞洲的現代化浪潮，翻譯局勢大開，因此本論文集的起始點也就是日治初期。

台灣與中國同受日本西化影響，但中、日又自古同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格外複雜，也反映在種種的翻譯活動上。二戰後台灣易主，戰後來台主政的中華民國反共親美，美國遂成為主導戰後台灣文化的一大外力，而日文勢力仍在，美、日、中遂成為形塑台灣文化的三大力量。本論文集所收錄的論文大致按照時序排列，因此前八篇都觸及中、日、臺三方的糾葛；後四篇則聚焦在中、美、臺三方的關係。

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先略述台灣的翻譯史研究進展，第二節描述翻譯研究範式的轉移，第三節介紹本論文集收錄各篇論文，第四節討論文化系統間的碰撞與協商，包括台灣與中國、日本、美國、東亞的關係，第五節為小結。

一、台灣的翻譯史研究

雖然不同族群接觸就必然有翻譯活動，但翻譯研究在台灣卻是新興領域，台灣翻譯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1988年台灣第一個翻譯研究所成立於輔大（現已改名為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在翻譯學科的建置上意義重大，至今全台已有八個翻譯所，包括一個博士班。由於大學部和碩士班的課程大多以實務訓練為主，多數學校並未開設翻譯史課程，僅有輔大、師大有開設「中國翻譯史」、「西方翻譯史」、「譯史與譯論」、「臺灣日治時期翻譯專題研究」（2013-2015）等課程，但直到2017年師大翻譯所才開設了第一個「台灣翻譯史」課程。由於台灣翻譯史與中國翻譯史雖有重疊之處，但並非一脈相承，百年來台灣獨特的殖民經驗、語言接觸史、社會、歷史、政治背景皆與中國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宜有獨立開設課程的必要，也因此《台灣翻譯史論文集》的出版在教學、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尤其是近年中國出版的近現代翻譯史，往往以晚清、五四、三Ｏ年代文學、抗戰期間、中共建國後十七年、文革後分期，最末再另闢一章「台港翻譯文學」或「台港與海外翻譯文學」，形成完全以中國為主體的敘述脈絡。儘管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的確千絲萬縷，但也宜有以台灣為主體的翻譯史，以正視聽^[1]。

由於台灣的翻譯系所以教授中英翻譯為主，與英文系（外文系）的關係密切，尤其在政治上長期親美的關係，外國文學研究以美國研究最盛；所以翻譯所的譯史研究也以英美翻譯為早。1991年，余玉照的〈美國文學在台灣：一項書目研究〉開始整理美國文學的翻譯書目；1994年，輔大翻譯所的四位碩士生在康士林教授的指導之下，陸續完成四本與台灣翻譯史相關的碩士論文，初步觸及台灣戰後的翻譯史，包括美國詩、美國小說、英國小說及英美戲劇，可說是台灣翻譯史研究的開端。此後各翻譯所也陸續有論文處理個別作品、個別作者的翻譯史，或其他語言方向、文類的翻譯史等。

但也因為翻譯系所與英美文學系關係較為密切，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向來多為台灣文學研究者，如黃美娥、柳書琴、許俊雅、王惠珍等，而較少翻譯學者參與。語言能力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研究日治時期文本勢必需要日文能力，因此能處理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較少。

2012年出現了跨領域合作的契機。輔大是少數有日文組的翻譯研究所，該所所長楊承淑正是日語翻譯學者。她在2012年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主持的「翻譯與亞洲殖民管治」國際研究計畫，主持「翻譯與台灣殖民管治」子計畫，翻譯學界開始與台灣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對話。從2012年到2015年，楊承淑組織了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2014-2015年該讀書會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2013年六月，「譯者與譯史研究」工作坊在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同年九月，台灣翻譯學學會主辦了「譯史中的譯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並出版專號，十篇與會論文收錄於2014年六月出版的《翻譯學研究集刊》第十七輯；2015年，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的成果以日文結集出版，即《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殖民統治與語言文化的錯綜交匯現象），由台大出版中心發行。本論文選集作者中的楊承淑、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均為該讀書會成員，賴慈芸、張綺容也都在讀書會中做過專題報告；台灣翻譯史研究學群逐漸成形。

2017年適逢解嚴三十週年，台灣翻譯學學會和師大翻譯所合辦了「譯者的正義：解碼、解嚴、解密、解放」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製作影片向胡子丹、方振淵兩位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譯界前輩致敬，同時舉辦「戒嚴下的翻譯：禁書與偽譯」書展。當天最後一場論壇「翻譯與歷史的對話：建構台灣翻譯史」由陳宏淑主持，論壇的內容也刊登在《編譯論叢》第十卷第二期（2017年9月）。參與討論的講者包括楊承淑、橫路啓子、王惠珍、藍適齊、王梅香等，六位學者中包括翻譯研究學者、台灣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和社會學者，充分展現了台灣翻譯史的跨領域特性；這六位學者的論文也都收在本論文集中。我們希望這本《臺灣翻譯史論文集》，能讓更多讀者接觸各領域學者在台灣翻譯史上的努力。

二、從對等、描述到跨領域：翻譯研究的進展

翻譯雖是古老的行業，但傳統的翻譯論述多為譯者個人的心得，也不脫「對等」（equivalence） 範疇，即探討譯文應該如何才能與原文對等。嚴復所提的「信、達、雅」，林語堂的「忠實、通順、美」，思果的「信、達、貼」，也都是以信（忠實）為首。這樣的觀點一方面置譯文地位在原文之下，置譯者在作者之下；亦使得翻譯與外文的學習難以脫勾。1972年，荷蘭學者霍姆斯（James Holmes）發表了著名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一文，常常被視為翻譯研究的起點。自此之後，百家爭鳴，有針對傳統對等範式的改革，如「動態對等」、「功能論」和「目的論」，強調譯文的效果重於與原文對等；也有完全與對等範式決裂的新範式，主張把已經存在的翻譯視為社會現象加以描述，研究其間的權力關係，而不再以某種標準判定譯文高下，以改進譯文、指導未來譯文為目的（從這點可以看出動態對等、功能論、目的論都還是對等範式的延伸，沒有完全放棄指導原則）。操縱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翻譯規範、贊助者研究紛紛出現。但一直到1995年，「描述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這個新的研究範式由以色列翻譯學者圖里（Gideon Toury）命名之後，翻譯研究才能說是正式脫離語言學科的範疇，成為獨立的學門。

雖然社會大眾及許多不熟悉翻譯研究領域的人，包括許多譯者、編輯、客戶、批評者、讀者在內，至今仍或多或少相信「翻譯即對等」，仍高舉「信達雅」作為譯文追求的目標，或是批評譯文是否「忠實」於原文、風格是否悖離原作等等，但其實歷經上一世紀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風潮洗禮之後，「語言文字無法表達穩定的意義」已成思想界共識。既然原文沒有穩定的意義，甚至在電子時代，文本都不穩定了，追求譯文的「對等」自然也成虛妄。德國學者古特（Ernst-August Gutt）在1991年宣稱「對等是一種假象」，澳洲學者皮姆（Anthony Pym）在1992年宣稱「對等是一種信仰結構」，都與圖里的想法呼應：什麼是（好的）翻譯，由當時當地的使用者決定，沒有恆定而普世的標準。

因此，「追求對等」固然仍是語言訓練課程與翻譯客戶的普遍要求，但學術上的翻譯研究已越來越少問「應該如何翻譯」、「如何更像原文」這類指導性的、技術性的問題，轉而問「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會出現這種翻譯」、「這個時代／社會共同接受的翻譯規範是什麼」、「哪些力量造成了這些翻譯的出現（或不能出現）」、「譯者如何操縱譯文及原因」等，也因此開啟了贊助者的研究、譯者身份認同研究、操縱研究、翻譯規範與文化系統權力關係的研究等，而這些都是翻譯史要研究的問題。

翻譯涉及複雜的權力互動、文化認同、文化模仿及變形等等，所以翻譯從來就是政治問題。中國自古以來輕視翻譯，即因中國是文化中心，周邊文化皆須向中國學習；日本向來重視翻譯，因為日本相對於中國是邊陲。美國現在是世界文化輸出大國，自然也不會太重視翻譯研究，重要的翻譯學者往往出身以色列、荷蘭、印度等多元而較邊陲的地區。中國現代翻譯史也可以用以色列翻譯學者伊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解釋：若目標語系統強勢，則翻譯規範偏向意譯，如晚清的文言翻譯；若目標語系統位於邊陲，或面臨文化斷裂危機，就會奉行直譯，如1930年代魯迅主張的「寧信而不順」。以今日中文和英文的權力位置來看，翻譯批評者對於英文譯中文時要求亦步亦趨，中文譯英文時卻容許大幅刪改，只求能符合英文讀者喜好，語言權力和翻譯規範的關係仍處處可見。而台灣在戒嚴期間美國文學獨大，幾無俄國文學新譯（坊間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幾乎都是中國戰前舊譯或日譯本轉譯）；反觀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美國文學翻譯都只能「內部參考」，中國譯協領導都是俄文翻譯；這些趨勢當然無關文學價值品味，而主要是政治的關係。

至於翻譯史該怎麼寫？是按照時間順序，羅列在某地或某段時期內出現了哪些譯者和譯作？也就是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然後呢？是否要描述這些譯作的來源文本、並且（依據對等原則）評價譯作？這類的翻譯史隱含的價值觀似乎是越多越好（有些研究者還會嘆惋哪一個重要作家的作品還沒翻譯完全，或呼籲翻譯更多哪一類的作品），以及越準確越好（後出的譯本理應錯誤越來越少，越來越接近原文等等）。但這樣的價值觀又回到對等翻譯的老路，還是以原文為尊。

如何與對等範式劃清界線，寫出描述翻譯研究的翻譯史？答案可能是，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書寫。1994年，研究美洲原住民語言的學者Frances Karttunen 寫了一本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Survivors，記錄了十六位歐洲征服美洲原住民過程中的譯者故事，包括墨西哥的La Malinche^[2]；以及美洲原住民Sacagawea^[3]。以口譯員／倖存者的角度來探討這些民族接觸史的問題，相當有啟發性，台灣清治時期的原漢翻譯、以及日治時期由原住民女性擔任的「藩通」，都與此書案例頗有類似之處。1995年，國際譯聯（FIT: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出版了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書，為該組織內翻譯史委員會執行多年的計畫，英法版本同步發行，以主題的方式敘述歷史上世界各地著名譯者的貢獻，包括中國的玄奘與嚴復。這本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的宣示意義大於學術意義，目的在彰顯譯者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貢獻。

學術上的研究方法，則由皮姆第一個提出。他在1998年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一書中，提出翻譯史研究的四項原則：

1. 翻譯史研究應解釋為何某些翻譯出現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也就是應該要解釋其社會成因。
2. 翻譯史研究的對象不是翻譯文本、情境脈絡或語言特徵，而是唯一能構成社會成因的譯者本人，以及譯者周遭的其他人士（如客戶、贊助者、讀者），才能讓我們瞭解究竟翻譯為何出現在這個時間地點。
3. 承上，翻譯史研究便應以譯者居住及生活的大環境為中心，也就是目標語文化，而非來源語文化。
4. 我們之所以要寫翻譯史，是為了表達、討論或解決實際的問題。

皮姆也提到，翻譯史當然要釐清「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為了誰」這些他所謂的「考古研究」，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史料的解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翻譯（或不翻譯）什麼？為什麼是這些人來翻譯？翻譯（或不翻譯）實際的影響是什麼？是創新還是保守？

這本選集就是秉持著這樣的出發點。雖然每位作者的研究領域不同，遵循的研究範式也不盡相同，但每一篇論文都在回答皮姆提出的問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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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

作者：黃美娥、楊承淑、許俊雅、柳書琴、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王惠珍、張綺容、單德興、王梅香、賴慈芸

主編：賴慈芸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