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社會運動與女性

書名：《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
作者：鄭麗玲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18年6月

1920–30年代台灣的男子普通中等學校、師範學校、工業學校、商工學校，甚至是台北高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從台北師範學校、台中師範學校、台北工業學校、台北商工學校、台中一中、台北高校，幾乎每年都發生規模不一的學生罷課或抗議事件。1922年2–3月間甚至同時有台北師範學生在校門包圍警察；台北工業200多位學生，集體退出宿舍展開罷課一週以上的情況。1927年台中一中學生在宿舍發動罷課，校長親自入駐並引進警察壓制，台北高校亦發生學生佔領宿舍的罷課風潮。在女子學校罷課對抗情況則比較少見，但在1932年靜修女中曾發生類似事件。據林雅慧研究，該年四年級學生由3名日籍教師帶領前往中南部畢業旅行，但是據說旅途中荒井老師對學生非常不客氣，學生返回學校後聚集在裁縫室商討對策，除了向校長陳情，更決定罷上該名教師的課，經校長出面協調後才順利解決。

女性參與社會運動，大都是個人行動或在離開學校之後。除了因為理念而投入社會運動的少數女性菁英之外，女性進入現代職場，和男性一樣都會面對職災與遭遇不平對待的勞資糾紛。工時、工作環境、工作權等問題，不只是曲高和寡的理念，而是切身相關的利益。1931 年有一則新聞報導：「高雄共榮的運轉手被戫首，同僚女車掌講對策」。這裡所說的「戫首」，可不是真的是被砍頭，而是日文的「くび」（音「枯逼」），意指被解聘。高雄共榮自動車株式會社以經營問題，把公車部門的2 名台灣人司機解聘，但實際上該公司經營不佳的是租賃巴士部門，公司先砍了主要由台灣人擔任司機的公共巴士部門人員，再將租賃部門的日本人調到公車部。於是台灣人居多的公車司機與女性車掌集結商討對策，他們從晚上10點徹夜討論到隔日上午4點，提出各種意見，有要求會社保障他們的職業安定、也有主張強力對抗進行罷工，要求會社取消台人司機的解職命令。這個行動很快就被無孔不入的日警偵知，非常有效率的傳喚相關人等到警局審問。

1920–30年代全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劇烈波動，台灣的政經變化也和世界局勢同步發展，尤其台灣在經濟上受制於日本殖民政策，基層農民辛勤工作的收穫，受到政策性的掠奪，促使部分台灣知識分子轉向社會主義尋求解決之道。擔任公學校教師的簡吉，發現貧窮學生往往因農忙缺課，意識到農民貧窮問題與殖民地剝削的情況，激發他投入農民運動。除了現實生活的觀察，不可諱言部分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西式教養文化，以左翼青年自居也是當時文青風潮。蔣渭水就曾言：「以左為時髦，不左為不時髦，故特異粉飾做左派的幼稚病者是很多的。」曾經被指為加入共產黨的前總統李登輝也坦言，當時只要是青年大概沒有不傾向左派的。左派與社會主義所標舉平等、扶掖弱小的精神，對年輕人有吸引力。當時的女學生，也有不少人同情中下階層農民，她們接觸相關人物、書籍或演講之後，積極投入社會運動。

土匪婆——葉陶

出身高雄旗津的葉陶，1920年擔任打狗公學校、高雄第三公學校的教師，簡吉是她的同事。簡吉因為組織農民組合（農民團體）辭去教職，參與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葉陶也和簡吉一起行動辭去教職，投入農運，擔任農民組合的婦女長。葉陶由於皮膚黑、聲音大，被學生起了個「黑母雞」的綽號。1927年楊貴甫自日本回來，個性爽朗的葉陶拿著扇子請楊貴題字，文采洋溢的楊貴，毫不客氣的在扇子上大書「土匪婆」。這個稱號成了她最響亮的外號。共同參與社會運動的兩人在1929年2月結婚，隨即遭逢總督府對農民組合展開大逮捕的二一二事件，雙雙入獄。因社會運動而相識相知走向婚姻，在監獄展開「蜜月」。

楊貴的筆名楊逵，著有《送報伕》、《壓不扁的玫瑰花》、《鵝媽媽要出嫁》等作品，刻畫底層農工的生活，強調反抗與不屈服的樂觀精神。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有鑒於人民之間隔閡日深，他發表「和平宣言」，卻因此賈禍入獄。

高雄高女雙璧

高雄高女學生簡娥，台南新化出身，高雄第三公學校畢業後考上高雄高女，就讀公學校時受到簡吉影響，常和高雄高女同學張玉蘭一起去聽農民組合的演講。張玉蘭則是屏東大埔人，哥哥張添丁（台南師範學校出身）和陳崑崙（台北工業學校出身）也都加入農民組合，她常去農組幫忙，上街頭發傳單。

簡娥、張玉蘭兩人的行動，在當時應該是「不良」到學校很難容忍的地步，果然入學第3年時，兩人在屏東聆聽農民組合的演講，張玉蘭被請上台演說，遭到警察以「思想惡化」逮捕，學校隨即將她退學。被退學的張玉蘭沒有哭哭啼啼，而是發表一篇題為「告諸姐妹」的聲明，頗有「姊姊妹妹站起來」的氣魄，再度因言論賈禍，入獄3個月。出獄後仍不改其志，持續參與農民組合的街頭活動。張玉蘭的演講十分受到歡迎，她也在農民運動中遇見意氣相投的對象，與台北工業學校建築科畢業，屏東東港郡的陳崑崙結婚。

簡娥因為一同參與的好友被退學，對學校更加反感，更加積極參加農民組合，協助教導農民識字。由於受到學校嚴密監視，她乾脆離家，前往台中市農民組合本部，同時以明信片向高雄高女校方表明：「我自今以後，決參加農民運動。已經不得以我為生徒看待。」簡娥家經營旅館，因為她投入農民運動受到不少壓力，當時日本警察喜用「浮浪者取締法」，以這些從事社會運動者無固定職業與居所，引起治安敗壞為由加以逮捕拘禁。警察要將她以該法逮捕，她也毫不畏懼，申請正式裁判，結果無罪開釋。1929年二一二事件農民組合遭到日警大搜捕，前述新婚的楊貴與妻子葉陶都被捕，據說簡娥善易妝沒有被捕，她化身為農婦在中壢、桃園活動，直到1931年日警大肆逮捕台灣共產黨，簡娥計畫從基隆港出逃中國，在基隆港被捕入獄。

台灣共產黨主席——謝雪紅

在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中最知名的女性領袖，非謝雪紅莫屬，她的事蹟實在太多，短短篇幅很難詳述。謝雪紅原名謝阿女，11歲就失去雙親成為童養媳，17 歲成為張樹敏小妾前往日本、中國，受到日、中當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衝擊，而後脫離張樹敏。期間認識從台北師範大學退學的林木順，1928 年與林木順在上海召開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台灣共產黨的產生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組織類似，都有蘇聯的支持，他們先在莫斯科「史達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社會主義，並認識日本共產黨人士。當時日本政府並不承認以打倒天皇制為宗旨的日共為合法政黨，當然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共產黨也不是合法政黨或社團組織。台灣共產黨成立未久即發生「上海讀書會事件」，謝雪紅被遣送回台，未久她與終身伴侶楊克煌在台北開設「國際書局」，並取得台灣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領導權，台灣文化協會在1927 年因為左右意識形態的對決而分裂，林獻堂與蔣渭水都退出。

左轉後的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讓台灣共產黨有檯面上合法的組織可動員，也是謝雪紅在台灣最活躍的時期，不過1931年3月台灣總督府的大逮捕，謝雪紅與楊克煌都被捕入獄。1940年謝雪紅出獄與楊克煌合開三美堂，直到日本戰敗，這段期間沒有從事社會運動。戰後她領導「人民協會」，在《和平日報》對陳儀的施政提出批評，開始重新積極參與政治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她更積極參與二七部隊，以武力對抗陳儀政府，在國民黨政府的掃蕩下與楊克煌逃往香港，並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擔任主席。1949年她成為中共建國後政治協商會議台盟代表。不過她和楊克煌在往後中共的「整風運動」、「反右鬥爭」都被抓出來批鬥，喪失台聯的領導權。退隱之後仍逃不過文化大革命被戴上大右派的牌子，公開羞辱，1970年以肺癌病逝北京，楊克煌也在8年後過世。

以上幾位女性是比較突出的特例。普遍而言，1920–30年代男子學校學生集體串連，對抗學校、政府的行動，並未在高等女學校或家政女學校出現。接受現代教育的女性，多數是在離開學校以後，才投身社會運動。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有不少女性遭到拘禁，出身三峽書香世家的辜顏碧霞，嫁入台灣五大家族之首的辜家，仍不能免於身陷囹圄。辜顏碧霞1914年出生於三峽，台北第三高女畢業，曾是熱愛文學的文學少女。1932年19歲嫁入台灣五大家族的鹿港辜家，為辜顯榮長子辜岳甫之妻，次年生下長子辜濂松（即中信金控已故董事長）。1942年31歲時出版一本日文自傳性小說《流》，1947 年她因為借錢給文學家呂赫若受到牽連，入獄5年，名下財產高砂鐵工廠遭國民黨政權充公，轉變成為白色恐怖時期關押犯人的保密局北所。

白色恐怖時期還有多位日治時期接受高女教育的女性，因受牽連遭到槍決，如台南第二高女出身的丁窈窕。1954年任職郵政總局台南支局，她與好友施水環遭誣陷入獄。丁窈窕被捕時已大腹便便，入獄不久生下一女，新生兒同母親一起入獄。施水環當時未婚，據說可能是因為有人要追求施水環，好友丁窈窕曾勸阻，此人因此挾怨報復檢舉丁窈窕桌上有「禁書」。

據李禎祥的研究，軍法看守所為壓榨受刑人，在監獄裡面成立縫衣工廠，丁窈窕帶著孩子，與施水環一起工作。有時施水環會在寫回家的家書中交代家人帶幾碼布，要縫給小孩子。1956年7月24日，丁窈窕正在做衣服，她的女兒和其他孩子在一旁嬉戲。女性獄官向丁窈窕說有特別接見，丁窈窕抱起女兒要走去大廳，獄卒突然從丁窈窕的懷裡把孩子硬扯過來，將丁銬手銬腳後拉出去槍斃。另一位因案被判12年的女性張常美回憶：丁窈窕的孩子哭到抱回來時，下氣不接上氣，誰抱她都一直哭。最後才叫丁窈窕的丈夫抱回去。她丈夫知道她死了，也差一點發瘋。而和丁窈窕同時押出去槍斃的，還有好友施水環，她可能是因為藏匿逃亡的弟弟施水成而遇難。施水環從入獄到被槍決前寫出68 封書信給家人。施水環的遺書可以參考書林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丁窈窕是1945年3月畢業於台南第二高女，筆者訪問了其同學王翠月、田淑珠，田淑珠和丁窈窕十分要好，對丁窈窕之遭遇，不勝唏噓。

除了投身政治社會運動的反抗行動，也有像辜顏碧霞這樣以身為大家族下女性成員，撰寫《流》這本小說，內容有別於許多作家以文載道的刻畫社會不公或政治歧視，而是反觀自己生活的空間，直白的描述大家族下的生活樣態，描寫大家族人物糾葛、傳統婚喪節慶時的各種互動。不像男性對這些陋習的批判，常是以國家民族進步的角度出發，《流》以美鳳這位受新式教育女性的觀點，描繪傳統家庭的束縛，著眼於這些陋習對於家族骨肉親情的傷害，另外，小說同情的理解到，這些「陋習」的另一面是傳統長輩表達的關愛。

這本小說寫實的呈現像辜顏碧霞這樣接受現代教育洗禮的台灣女性，其現實生活與理想的落差，新女性如何和傳統家庭與社會相處。小說在1942年出版時，據說因為太像是描寫辜家，家族在無法阻止她出版後，動員各種關係大量收回小說，集中銷毀。如果這個說法可信，1942年讓小說出版的舉措，毋寧是一個靜默卻堅定的反抗。事隔50餘年，1999年辜顏碧霞已成為中信集團人人尊重的阿嬤，她將這本書再度出版，也在這一年她早年資助呂赫若的5年冤獄也獲得平反。《流》一書50多年後的再版，是1942年「反抗——噤聲」遭遇的自我平反，也像是對自己生命中過往的回顧與再肯定，2000年底，她以87歲高齡辭世。

日治時期出現在檯面上參與領導政治社會運動的女性，不少並非受過高女、家政學校等中等以上教育的女性。如最有名的領導左翼社會運動者謝雪紅，出身製帽女工。有些也不是台灣人，如啟發連溫卿社會主義思想的小山靜子，是在台日本人。清水照子在施乾喪偶後僅憑著媒體報導，不顧家人反對，以行動支持來到台灣與施乾結婚，改名施照子。在施乾死後，即便經歷改朝換代，施照子仍然堅持留在台灣，奉獻一生給「愛愛寮」，接續施乾照顧這些社會邊緣人。20世紀初在台灣的女性，無論是台灣人、日本人，無論是家境富裕、有地位的，或者童養媳出身，都開始展現其自我主張，並付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