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邱顯智是「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義務律師
書名：我袂放你一個人──律師，永遠的反抗者
作者：邱顯智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27日
出版社：大塊文化
二〇一一年二月八日，那是過年後的第一個上班日，我進入羅秉成律師的事務所開始律師實習，才剛踏入新竹北大路的事務所，羅律師就拿了一袋子，裡面裝了一些卷宗，對我說：
「這件張娟芬認為有冤枉，你看一看！」
接過袋子，拿出裡面的卷宗，看到上面寫著「鄭性澤，死刑」。
往後好幾周，我沒有其他工作，就只是看鄭性澤的卷宗，除此之外，還有鄭性澤與張娟芬往返的書信。兩個人都是字寫得非常漂亮的人，而張娟芬的著作《無彩青春》，蘇建和案十四年，則是我帶去德國留學的幾本書之一，常常在德國的深夜，重複翻閱，不知不覺掉下眼淚。
之所以會到羅律師的事務所上班，也是因為那年冬天大女兒出生，太太一人又要上班賺錢，又要照顧小孩，實在太辛苦，於是我一月從德國回到新竹，便開始找工作。這時候，想起張娟芬書裡羅律師為蘇建和案辯護的身影，於是上網查詢了他的電子信箱，然後厚著臉皮寫信，大意是看過張娟芬的書，深受感動，希望能到您的事務所工作。沒想到，看過張娟芬的書就像通關密語一樣，隔天，我已經長蜘蛛網的手機（當時已經離開台灣六、七年，幾乎沒有人會打給我），突然響起鈴聲，還嚇了一跳。
電話那一頭說：「我是羅秉成，你何時可來面試？」
約了當周的周五面試，見面時，羅律師的第一句話是：
「你也是嘉義人？」
「是！」我答道。
「你也是嘉中畢業的？」
「是！」我又答。
「過年後來上班！」羅律師一說完，就飛速離開。
我就這樣，錯愕之下開始了執業律師的生活。
記得回家告訴太太已經找到工作，太太抱著才兩個月大的女兒，聽完之後，說：
「這都要感謝張娟芬，幫你找到工作！」
進入事務所，每天抱著鄭案的卷宗，看著當事人一直喊冤，張娟芬也覺得這案件有問題，但詳細看了判決書，上面記載著被告自白、證人指述被告開槍、承辦的鑑識組長、法醫都認為被告以兩階段、移動開槍打死了被害人蘇姓員警，實在不懂這樣的案件為什麼會冤枉？不久，羅律師號召組成律師團，第一次律師團會議在二〇一一年三月的司改會，來的人有蕭逸民、林欣怡、張娟芬等人。他們都身經百戰，蕭逸民是蘇建和的唯一助理，根據羅律師的說法，他對蘇案的卷宗比律師還熟；林欣怡一九九九年起就任職司改會，後來擔任廢死執行長，鄭性澤案死刑定讞後，鄭寫信向林欣怡求救，林欣怡將求救信給了張娟芬，張娟芬又在蘇案獲判無罪當日，在貴陽街的轉角攔下羅律師，因此才有了後來這個律師團。
第一次面對律師團相當震撼，除了羅律師、林欣怡、張娟芬非常犀利的分析原確定判決的許多錯誤之處，印象最深刻的還有，蕭逸民當場播放本案的兇槍「制式克拉克」影片，這種槍枝是奧地利製警用手槍，特徵是無擊錘、三連發，合理說明了蘇姓員警是在倒下過程連中三槍，真兇是羅武雄，而非鄭性澤。
聽了大家侃侃而談，直覺得相形見絀，這麼多人想得到的點，我竟然都沒想到。更重要的是，感覺到判決書上提到的每個點，都必須進一步仔細檢驗，手槍、血跡、屍體、彈殼、證人的證詞、被告的自白，都可能有疑。
對我來說，這場會議真的是震撼教育。會議結束後，林欣怡拿著一台攝影機，要與會的每個人說一段話，我一向拙於言詞，於是趕緊閃到司改會的廁所旁，不料又被找到，辭不達意勉強說了一段。其實心裡納悶的是，既然認定是冤錯案，鄭性澤又被冤判死刑，只要我們提出非常上訴或再審，一定很快就可以平反，接下來就再去處理其他案件，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記錄大家的話？後來，遇到無數次非常上訴和再審的駁回，才知道自己完全是菜鳥，想法實在太粗淺了。
這次會後，我們便開始著手進行法律戰。首先，因為本案是殺警案，鄭性澤於當晚被捕後隨即被押解到豐原分局，隔日法官裁定羈押，但在進看守所的身體檢查表上，很明顯可以看出身體有受傷，該檢查表上甚至記載著，收容人自述下體遭電擊。
另一名張姓證人，則在一審提出一張傷痕累累的診斷證明書，當庭向法官表示，他在豐原分局被員警痛毆一整晚，離開警局的隔天，馬上到署立台中醫院驗傷，表示確實遭刑求。
由於本案很明顯有刑求的痕跡，法院卻未將刑求被告之下的警詢自白，以及相隔一小時後的檢訊筆錄自白排除，也未將證人被刑求的不實證述排除，我們據此向檢察總長聲請，提出非常上訴，主張原判決未排除被告刑求的自白與證人被刑求的證述，應屬判決違背法令。同時，我們也據此向最高檢察署請求閱卷，於是有了鄭案全卷卷宗，羅律師隨即進入台中看守所探視鄭性澤。
自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最高法院駁回鄭的上訴，死刑定讞後，鄭性澤當時已經在台中看守所「待決」了五年。
羅律師的到來，帶給鄭性澤的無疑如黑夜中的曙光與溫暖。鄭向羅娓娓道來如何冤枉，如何被刑求，如何被電擊，如何在接到最高法院判決定讞的判決書時，將判決書一片一片撕得粉碎。故事很長，長到一次律師接見無法講完， 羅律師便請鄭性澤將被刑求的經過書寫下來，寄到事務所。
隔周，我們收到鄭從看守所寄來的信，整整六頁，詳述自己被灌水、被以手搖式發電機電擊下體、被整夜的毆打，最後迫不得已簽下自白書，承認一椿他沒做過的事。
我掃描了這六頁血淚，分寄給律師團的其他成員，並照著羅律師說的，把它當成附件，寫一份補充的陳報狀，送進最高檢察署。我不禁想，看到這六頁，檢察總長心裡會怎麼想呢？ 也不禁期待，檢察總長可以很快的為鄭向最高法院聲請非常上訴。
不料，過了幾個月，收到最高檢的駁回。但我們再次提出第二次聲請。
期間，召開了第二次的律師團會議，會中，羅律師邀請了某位法醫前來講解。法醫播著現場解剖的照片，分析本案應該是由死者前方的射手，以連續開槍的方式發射三槍。死者右眼下方中了第一槍，身體倒下的過程，胸部又中了第二槍，到幾乎與桌面平行的時候，頭部中了第三槍。
這麼一來，無疑推翻了原先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由死者右側的鄭性澤開第一槍，之後死者倒在地上後，鄭在槍戰中，繞過身旁的蕭姓、張姓證人以及羅武雄，在羅武雄身旁對死者開兩槍。
為何原確定判決的二階段移動殺人，不可採？「因為桌面上有一攤血跡。如果死者是頭部先中第一槍後倒在地上，絕不可能有這麼大面積的血跡，因為頭部右眼下方這一槍，幾乎是於臉部垂直打進去，入射口才零點五公分。」
大家聽得入神，現場一片安靜。法醫接著說：「反之，胸部這一槍入射口甚大，打到肝臟，肝臟是人體很多血的器官，解剖後打開胸部、腹部，發現沒有血了。為什麼？ 因為血液已經都流到桌面和地上了。所以一定是胸部這槍被打到，人趴在桌面上，因此有這攤血。不可能是倒在地上才中槍，是倒地之前就中槍。你們看胸部這一槍。」法醫放出胸部這一槍的照片，「這一槍，形成像驚嘆號的兩個傷口，上面這個是子彈擦過皮膚，下面這個是直接射入。為何一槍形成兩個傷口？ 那是因為一個身材微胖的人，身體彎腰向前會產生皺褶。而由這個槍傷就可以判斷，死者是在彎腰向前的時候，被從前面飛來的子彈打中。」
法醫講完，會議上的大家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我自己甚至不禁做了實驗，確實在彎腰向前時，胸部和腹部會形成皺褶。於是，我們更加篤定，鄭性澤並非兇手，兇手是羅武雄。
第二次的非常上訴，我們的主張主要是，原解剖的法醫，和承辦的台中縣警局鑑識組長，這兩位在上訴審與更二審被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出庭作證，卻都不是現場的目擊證人，根本不具作為證人的資格，要傳他們出庭，也應該是以鑑定人身分傳喚，因為證人和鑑定人的結文，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上完全不同，也是兩套相異的法定調查證據方法。最高法院一向的見解也認為，證人的結文跟鑑定人的結文不可互換，否則沒有證據能力，證詞沒有作為證據的資格。更何況法院從來也沒有就本案的事實，囑託這兩位專家進行鑑定，所以他們既不是鑑定人，更不是證人。他們的證詞，依照最高法院的見解，證據容許性應該予以排除，原判決用了他們的證詞判被告死刑，應該是違背法令。
然而，滿心的期待再度落空，檢察總長又駁回了。在這之後，死刑案件的救援，顯得越來越緊張。因為停頓了好幾年的死刑執行，在馬政府為了挽救日漸低落的聲望與民調下，又重新開啟。每隔一段時間，就傳出將人押赴刑場的死刑政治。依照法務部標準，死刑冤案必須在聲請非常上訴、再審、大法官解釋等程序中，才可能不被執行。而就在我們正思考著下一步要怎麼做時，羅律師卻於周四下班前接到張娟芬訊息，說台北傳出消息，周五要執行死刑。
我們只好連夜趕緊製作再審狀。直到午夜，終於熬出一份聲請再審狀。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再審要向定讞的最後事實審法院提出，鄭案的最後事實審法院是台中高分院，於是隔天早上，我負責帶著這份書狀出發。
天一亮，我到竹北搭高鐵南下，到了烏日，事先約好的大學同學保源騎著機車來接我，然後我們一路狂飆到五權南路的台中高分院。遞了狀，蓋了戳章，又趕緊狂飆回到烏日站，搭高鐵北上，到台北將蓋著台中高分院戳章的再審狀副本，連同羅律師的信向部長表示，鄭性澤提起再審中，請不要執行死刑。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在法務部收發室遞完狀，離開時已是下午兩點。從重慶南路走到台北車站，準備搭車回新竹，一路上心裡忐忑不安。萬一今天被執行怎麼辦？ 一個被冤枉判死刑的人難道就這麼被殺了？ 應該不會吧？ 我們都已經提出再審，也陳報法務部長了。
五點，媒體公布法務部執行死刑，名單裡沒有鄭性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