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死刑犯的生日賀卡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若狂欲語誰

                                              梁啟超
   
法務部昨日下午又再度執行死刑，一口氣槍決六名死刑犯！

昨日下午四點，我正在台中看守所律見（註）鄭性澤，他想問我羅秉成律師、作家張娟芬、廢死聯盟林欣怡的生日，他要寫生日卡片給他們，我說，你真是浪漫的人啊。便答應他幫忙問此事。出來後從摩托車內拿手機，才知又執行死刑，不覺驚恐。

我對死刑的態度，向來認為這是制度上的艱難安排。法律條文或法制度從來都只能是在各種不同利益或自由中做權衡。

假設消保法保障消費者多一點，對商家來說利益可能相對少一點；保障言論自由多一些，對名譽權的保障就可能少一點，這是在設計法律制度時，人類社會不得不面對，而又必須做出決定的無奈。

同理，被害人的故事遭遇悽慘，加害人可惡；同樣的，在這套制度中因為國家機關的錯案、冤案、假案而被判死刑的無辜被告，也同樣悽慘。

因此，這不是在白冰冰或陸正的爸爸和陳進興之間作抉擇；而是，如何在兩個同樣悽慘的故事: 江國慶和和陸正之間做出最適當的制度安排。

陸正的爸爸對加害人、死刑犯的深惡痛絕，這點絕非以保障加害人的生命權做為回應；毋寧，應該誠懇的告訴他，有其他同樣悲慘的故事，冤案難免，而法律系統能夠到達的天空有限。

法律只能針對一般(人)抽象(事務)做規定，換句話說，不可能針對特定的人特定的事務做規範。殺人罪，條文只會規定: 「殺人者」，而不會規定陳進興殺人或江國慶殺人。在這樣的狀況下，每個人只要把自己的名字填進去，都有可能成為一個無辜、沒有殺人的死刑犯。

人死不能復生，這是法律所沒辦法改變的事實，這也是誤判死刑與誤判其他自由刑最根本的差異。假使蘇建和等三人當初早已一槍斃命，日後翻案也沒有任何意義。基於死刑的不可回復性，在被害人與無辜的被告之間，以終身監禁取代一槍斃命的死刑，可能是艱難而理性的制度安排。

我誠心的希望昨日槍殺掉的六個人，十年後不會發現有人是另一個江國慶。

沿著臺中看守所下來的河邊騎到烏日高鐵站，想到剛剛見到的那個活生生，害羞說想要寫生日卡片的鄭性澤，我還是不自覺得打了個寒顫。

（註：律見：看守所律師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