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血的中國農村金融 （四之二）

舊瓶裝新酒

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但直到90年代中期，資本短缺問題繼續制約中國經濟。這就讓國家有新的動力，去維持農村金融的儲蓄動員功能。這一時期，中國的財政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弱財政」，財政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31.2%大幅下降到1995年的10.7%，只有同期工業化國家的1/7到1/3。

理論上講，國家汲取民間財富的制度安排有稅收制度和金融制度。在弱財政的體制下，國家的產業戰略只能是通過金融制度，動員農業和農村的金融資源以支持工業。結果是，中央政府對金融的縱向控制，以及地方政府競爭下的橫向分割，再次讓農村成為工業化的提款機。

中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制是一個縱向分割的結構。國有四大銀行的業務以不同產業部門來分割，同時它們的網點遍布全國，每一家都在自己的範圍內享有壟斷地位。例如，中國農業銀行在1979年3月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以後，其職責就是在全國範圍內的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在弱財政的情況下，這樣一種縱向的銀行體系扮演了第二財政的角色，其縱向的垂直結構可以幫助中央政府動員私人部門和企業的資金，為中央政府的項目融資。

地方政府加入這一圈錢遊戲，讓農村金融雪上加霜。改革後的中央地方分權體制中，地方政府財政資金缺口越來越大，這就意味著銀行被迫承擔起為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重擔。同期，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普遍出現了這樣一種景象，即地方官員的提拔取決於政績；地方政績競爭主要表現為以GDP來衡量的地方經濟增長的競爭；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投資競爭；投資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資源競爭；金融資源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競爭。

於是，地方官員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地方金融機構的控制。因此，在頂層的縱向分割下，金融體系又被進一步按照行政地域進行了橫向分割。

在這一縱向與橫向的雙重分割下，農村金融奄奄一息。農村金融的主要力量是農信社。在80年代，它佔到中國農村總儲蓄和總貸款量的60%。在此期間，農信社受農業銀行直接管轄。從70年代起，農信社的貸款餘額就一直低於其儲蓄存款餘額（即存貸比小於1）。80年代其存貸比大體在1/2左右， 90年代在2/3。其中，1995年只有22%的農戶儲蓄被用於農戶貸款。

調查顯示，在80年代，僅有30%的農村居民可以獲得某種形式的信貸，到了90年代，這個數字已經減少為10%。在國家儲蓄動員的制度下，即便逐漸自由化的農村經濟有了增長的金融需求，農村剩餘依然在淨流出，農村地區成為城市新興富裕階層的資金淨供給者。

在正式機構信貸和其它金融服務缺乏的情況下，農村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引發了各種非正式機構的興起，包括典當行，中間商（浙江和福建很流行的銀背和錢莊），農村合作基金會，以及未能獲得金融監管當局頒發牌照的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等。然而，這些非正式機構在國家控制之外運行，也就意味著國家沒法通過行政指令來控制這些金融資源。

因此，對政府來說，非正式機構對正式機構吸收農村儲蓄、調動資金的任務構成了直接的競爭和威脅。也因此，這一時期農村金融政策的另一個主題，就是國家限制和打壓非正式部門，以保證正式部門發揮資金動員的功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98年被政府最終取締的農村合作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