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想想】性別司法改革路遙迢？

台灣的婦女朋友，尤其是性／別暴力受害者，真的可以在司法中找回正義嗎？

事實上，台灣的婦女朋友經常陷在司法性別盲的黑洞裡。勵馨基金會所服務的受性／別暴力的婦女朋友，在司法焦土戰中，常被性別盲、性別歧視、性別偏見的執法人員羞辱，或拿到啼笑皆非的判決書，真的是氣死驗無傷，甭談司法正義了。

舉個性別盲判例，有法官對夫妻間的性暴力無視刑法第229條之一標舉，即便是夫妻，一旦違反配偶的意願、侵害她／他的性自主權，就是強暴。居然在判決書中大剌剌出現「然食色性也，男子發洩性慾，乃是正常男人生理現象，妻子知之甚詳，若妻故意違背同居義務，拒絕與夫共營性生活，則夫如何發洩性慾？」因而認定，這僅是合法婚姻關係存續中，屬於婚姻內涵的性關係，判定妨害性自主罪不成立，枉顧妻子在婚姻關係中的性傷害與身體自主權。

司法改革基金會在服務申訴案件中，也發現民眾反應最多、感覺受到二次傷害的，就是法官或檢察官態度不佳，尤以性別歧視居多。

勵馨的社工每每在陪同婦女出席法庭後，氣憤填胸，無法言語，療傷策略就是收集恐龍法官語錄。諸如，對性受害者詢問：「你是處女嗎？」、「妳交過幾個男朋友？」、「你的牛仔褲還真好脫？」、「你和男朋友的照片很親密啊，他怎麼會強暴你？」。對提出離婚訴訟的婦女教訓說，「女人就是在家好好帶孩子」、「你有能力養孩子？」。對受暴婦女說，「你為什麼不逃？」、「你為什麼沒有求救？」，還有更多，以上僅是鳳毛麟角之一。

面對婦女的各種受暴弱勢處境，尤其是強暴與親密關係性暴力，台灣的執法人員普遍缺乏敏感度與性別意識，一堆性別盲、性別偏見、性別歧視的法官與檢察官，有怎會有司法正義？

台灣的司法體系看似性別中立，其實是建構於父權結構之上，以男性觀點為中心，忽略女性的經驗與需求。例如，在性侵和家暴受害者中，女性約占八成，但女性受害的陰影與恐懼經驗，卻不易被看到與理解，執法人員也無視造成婦女受害的性別結構因素，以上紀錄的恐龍問話就不令人訝異了，若再進一步檢視執法系統，就會發現它難以提供足夠的協助、或照顧到婦女的安全與感受。

又，台灣的家事法庭每年處理15萬件的法律訴訟案件，案件量極大，卻處於分配審理資源的邊緣、不受重視，未設管考標準。另外，家調官、家事法官、相關專業人員（如調解委員、程序監理人）配置不足，他們對婚姻家庭的平權意識也亟待加強，這也難怪勵馨所服務的婦女朋友，非常害怕進入司法系統，無法信任司任系統，這只是徒增民怨而已。

此時，適總統府即將舉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性別司法改革可以被看到嗎？我們認為，司法系統急需推動「性別主流化」，讓性別意識與觀點融入政策思考、制定與執行，將不同性別所關心的事務與經驗同等納入考量，才能確保不同性別同等受益。

1995年聯合國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以達成CEDAW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目標。我國於十年後，2005年也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目前，行政院各部會分階段逐步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然而，司法系統中對於性別主流化進度極其緩慢。

司法改革應該運用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包括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來檢視司法系統各個面向，性別司法改革才會有曙光，也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