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菊的《獄中遺言》談轉型正義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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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尋找淡水阿嬤外,2016大選活動至今,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一個主題(但不是唯一的),是陳菊的《獄中遺言》這個話題。這是蔡英文在2015.12.27日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時,於結辯所提出的感性話題,這個有情感的課題,也呈現在蔡英文以不同於談論其它主題的口氣,來談出這段歷史。也許大家可以了解那些創傷裡,所隱含傳承默默的情感,成為大家共同的記憶,但是如何讓過去的創傷,有助於讓這塊土地上的人能夠建構出共同的想像體?

這話題既是這辯論場合提出來,當然是有十足的政治意含。但是當年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和後續一些事件,對於言論自由的迫害,都有政治的基礎,對當前和以後的轉型正義是必要的過程,但如果變成只有政治手段,是否將會讓轉型正義在台灣史裡變成泡沫幻影?

如果只以政治贏者的立場來處理轉型正義,只就政治力的處理和動員,那將很難不變成另一種清算。依目前的社會心情的脈動來看,如果讓人覺只是「清算」,轉型正義將變得難產。

殘忍的創傷有那些人受害?

一個心理學的難題在於,何以當年有人會有以政治上充份的理由,以很合理化的手段說服自己,執行那些殘忍的行動呢?以及這對直接和間接受創者的後代,以及當年執行相關行動者的後代,所帶來的創傷各是什麼呢?如果不想像和思索這些後代的複雜感受,很可能再讓轉型正義的課題又錯失了機會。

言論自由不是憑空而來,當然也不會只是陳菊個人,但是隨著因緣時局,某些文字或人物被浮現當做象徵,這也是常見現象,但這絕不可能只有她和其他被關起來的人的成就,也包括沈默的大多數。一般人難相信,沈默的大多數是如何變成助力,例如,以當年來說,那些不公開但偷偷閱讀所謂黨外雜誌者。能夠冒險改變現況,通常是有勇敢站出來的人,以及沈默但讓勇敢的人知道背後有人暗暗支持也很重要。

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難有深度心理學

我也利用這個議題,再談談我所熟悉的深度心理學,關於此刻陳菊的《獄中遺言》這話題,背景裡政治觀點外的心理學課題。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難以(或幾乎接近不可能)有精神分析的發展。因為精神分析臨床工作的兩大支柱,個案「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和治療者的「自由飄浮的注意力」(free floating association)。當然不可能要求個案和治療者,都馬上做到這種自由,因為這不是容易的事,如同台灣史裡曾發生的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裡,個案的自由聯想也需要他們願意冒險,克服內心深處不自覺的恐懼感,這是幾乎接近嬰孩經驗裡死亡的內心恐懼,不是說放掉忘了吧就過去了。

這也是目前談論跟這些創傷有關的轉型正義,何以不容易的緣由。我無意替政治者解脫,而是處理時在政治層面的決心外,大家也需要了解不論站在那一方,都需要慢慢了解會成為創傷的重大歷史事件,就算有歷史文件的逐漸展現,但是如何解讀仍是潛藏各種困境。偏偏如何解讀和後續詮釋,也是需要相互尊重的過程,只是這不是變成大家都得閉嘴,而是要關注這些事後解讀不同的多重緣由,不是只以對立面來對峙。

我們都是後代者了,可以有更大的自由?

通常對立雙方的解讀都各有創傷的基礎,尤其是目前都不是親手做出傷害的第一手的人了,而是他們的後代,我相信研究德國轉型正義的學者們應早就談過這些了。但是如果從精神分析角度來看,對於這些現象我們能提供什麼概念,做為增加思考的空間?能夠讓雙方有更大的空間,也就有更大的自由,談論和思索當年長輩們所執行出來的創傷,在後代者可以有更大的自由,想像上一代人所做出行為的後果呢?

只要有人不耐煩談這些,只覺得「過去的,就讓它過去,要往前看」,這些論述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變成一種只是叫人閉嘴,那就不單純了。因為這很容易轉個身成為壓迫者的言論,而這個壓迫者不只是目前有權力者,也包括內在心理世界裡,依然根深柢固的壓迫者,兩者內外結合的話,讓轉型正義的過程勢必會涉及的心理創傷(加害者,受害者和整個社會的後代都會出現),變成一種難以揭開的困境。

因此除了政治的和社會的言論自由,也需要心理,尤其是深度心理的自由。這涉及了精神分析的創傷理論,和事後回顧所帶來的張力的過程。不是單純說「那就揭開啊」!這對當年的受創者的後代也可能二度傷害,這是一個需要持續的課題,只希望大家接受以後在平時這也可以議論的主題,不是只在特定時期或紀念日才成為主題。如果依然只是特定時候才會成為話題,從創傷理論所隱藏的抗拒來說,可能意味著大家不是真正想要處理,但是又不能不理會它,而呈現出在特定日期才有反應的結果。

享樂原則不自覺的強力運作?

佛洛伊德當年的態度和論點是有革命性的,相對於就讓它過去的說法,要去探索創傷的影響,當然仍會讓創傷的革命遺跡再度浮現。不是精神分析有了完整的答案,而是在前述了解和假設下,如何讓處理過程裡同時兼顧對立兩方。這是一種很心理動力的消長過程,不是靜止的策略,卻可能因為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不自覺的強力運作,例如,「忘了吧」的說法就大為流行,但這是避開更大心理危難感時,潛意識裡享樂原則運件的結果。

這個結果可能將想要處理的動機淹沒一陣子,但後來又經不起現實的挑戰,而再度浮現,這是何以以前總是在選舉時,才有機會談論這些創傷事件?但是選舉結束後,大部分人都沈默了,這是我說的不是單方面的困境。以前還有理由會說是明顯的政治迫害,目前是不會那麼明顯的政治迫害了,但是並沒有讓這話題更容易談。

那種熱情是很重要驅動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演變,驅動力也逐漸變型和淡化,這種淡化很容易反過來完全認同以前攻擊者的論調,「就讓它過去吧」讓要談轉型正義變成一種問題的製造者。這種跳到另一極端的反應,其實已在影響大家了,例如,去年台北市長選舉時,柯文哲數度提及的,要看向未來,這是一種代表也不會是少數。

不只是「歷史事實」,也需要新「心理真實」的經驗

但是轉型正義是如此重要,何以變成如此場面呢?包括,我如是立場也可能變成好像是麻煩制造者,雖然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相信,這些創傷不是只要淡忘就好了,而是如何讓那些事件和創傷,經由轉型正義變成大家共同認同的資產。以診療室的經驗來推論,是指這些創傷經驗的處理過程,並不是排斥它就能處決,但是要如何成為內心裡力量的來源?

這需要一個準備的過程,讓共同處理的過程所累積的經驗,成為從現在起至未來,大家共同的處理經驗,讓大家有可能重新詮釋當年的創傷經驗。因為要讓過往的創傷事件,成為這塊土地上人們共通一起的感受(也許可以用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來理解前述說法),涉及的不只是「歷史事實」(historic truth)的內容(這需要歷史學家的努力),還有也很重要的(從心理學的位置來說是更重要),在心理認同上,需要有大家一起處理這些創傷,所累積新的轉型正義的共同經驗,這是新產生的「心理真實」(psychic reality)的經驗,同時也共同造就了目前開始的新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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