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想想】 看看韓版「特殊性關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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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南韓媒體圈中熱議的話題,莫過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加藤達也「毀謗」朴槿惠總統的案件,在12月18日被判無罪。儘管已過一週,後續爭議仍餘波盪漾。

事情發生在去年8月,時任《產經新聞》駐首爾支局長的加藤,撰寫一篇報導,內容大多是引述《朝鮮日報》的專欄文章。

文章以世越號船難發生當下的七小時,朴槿惠總統「行蹤成謎」作開頭,隨後提及市井街坊與小報媒體出現的「傳聞」,指出朴槿惠當天是與「秘密人士」會面。後來提及,此人名為鄭潤會,在朴任國會議員時,擔任秘書達七年,曾結過一次婚。

原文指出,若施政維持高支持度,不實風聲會站不住腳;會有流言蜚語傳出,代表民意對朴槿惠的信賴已然崩塌。加藤的報導幾乎段段引述,但討論「總統與男人」的關係時,也附加自己對內容的解釋,還帶出另一個聽來的「耳語」:與朴槿惠總統有「緊密關係」的,並非鄭潤會,而是鄭的岳父。

由《朝鮮日報》資深記者撰稿的專欄,刊出後風平浪靜;但加藤引述該文的報導發表後,保守派團體對加藤提出「名譽毀損」的刑事告訴,青瓦台、檢調和法務部也跟進採取行動,限制加藤出境,同時要求他應訊調查。

被影射有私密關係的鄭潤會,出面否認船難當天與朴槿惠總統會面;撰寫原文的《朝鮮》記者,則拒絕出庭作證,表示專欄內容「只是單純批判總統與青瓦台的施政」。

南韓檢方後來對加藤求刑一年六個月,引發譁然。安倍首相不僅多次提及此事,日本政府甚至在一審宣判前,向韓方遞交請願信,轉達希望能「妥善解決」加藤事件。

最後,法院認定加藤確有毀損朴槿惠個人名譽,但撰寫目的是為求公益,並非蓄意,屬媒體自由範圍,判決無罪;檢方也宣告不再上訴。整個過程和台灣的「特殊性關係」事件類似,只是涉及牽巒糾葛的韓日情感,付出代價更甚。

而《產經》新到任的首爾支局長,有段時間一直未能拿到政府核發的外國記者證,當局警告與整肅意味,極為濃厚。

單單一篇引述報導就「惹禍上身」,不少駐韓外國記者感到荒唐,認為這分明是在打壓新聞自由,把控制力道從國內延伸到國外,具有昭示處理當局新聞時「別亂搞,否則下個輪到你」的意味。

如此說法並不誇張,每次發朴槿惠相關報導或評論時,連我自己都會想,措辭或批判力道過大,會不會自己也出事,到時誰保護我?駐守首爾的國外大型媒體,更可能涉及合作案或廣告利益,而自我審查或選擇將身段放得更柔軟。

在反日情緒依然存在的南韓,每家日本大報都在首爾設有支局。只是,一般韓國人對《產經新聞》印象並不好,認為其多次刊出扭曲包括慰安婦在內的歷史問題及對刻意醜化南韓等消息,導致《產經》時常被指責是「極右」、「嫌韓」的代言人,可能成為南韓當局想「殺雞儆猴」的對象。

韓日關係一段時間陷入低潮,趁今年建交50載的契機,兩國都希望能有新突破;以此作為理由,日本政府直接介入,希望南韓「以大局為重」處理加藤事件,否則將成為未來的交流阻礙,最後得到他們如願的結果。

但如此手法,讓南韓司法系統獨立性受質疑,是不是為顧及外交關係而「故意轉彎」?反向思考,若日本政府未出面,法院判決結果會不會跟現在有所不同?

加藤引述與影射總統私人關係的報導,缺乏事實檢證,內容有不完備之處。但被大動作提升至刑事訴訟層次清算,已引發外界對南韓政府聯合檢調與司法箝制新聞自由的批評聲浪。

最理想的狀況應該是,法院獨立裁決,針對《朝鮮日報》的原文,與加藤在《產經》的報導相互比較,就相同標準,判別兩造是否都有「毀損」朴槿惠總統之責,或是引述落差為何;同時公開宣示判決不受日本影響,並進一步要求日方勿予以干預。

但法院並未這樣做,僅認定加藤的報導雖傳達「虛偽內容」,但含括在媒體自由內。一反平日在螢光幕上,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形象,韓方只是回應:「希望像這次為日韓關係帶來負面影響的『虛偽報導』事件,不會再發生。」

可以嗅出,南韓政府有意將加藤事件當作外交籌碼施展,只不過,處理方式過於粗糙,從開始到結束,都揚棄了基本原則。韓國政府與社會對日本人的侵略殖民,怒火難抑,但如今發生加藤事件,當局不是急忙要捍衛自己的司法獨立,反倒是順應要求,讓雙方關係能「回溫」。

加藤事件讓韓日關係引來「反轉」的起點,南韓卻為此丟了新聞自由、丟了司法獨立、丟了政府原則,損失不容小覷。只是,在此當下,仍有許多韓國人未能發現,還陷入指責「《產經》是三流嫌韓媒體」、「都是日本惡質媒體的錯」的漩渦中,無法自拔。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