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現職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對象為病人安全與醫療訴訟間之互動關係。作者認為如何學習對公共政策與具體管制議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是台灣民主下一個進程的重要課題。
剛換掉洪秀柱的朱立倫,在本週拋出將大臺中變為首都的議題。從政黨鬥爭的角度來看,也許可解釋為朱立倫想反轉目前國民黨選情在中臺灣的頹勢。但若從更高層次的民主鞏固角度來思考,朱立倫拋出此議題反而是個深化臺灣民主的難得機會,蔡陣營不妨與朱立倫甚至宋楚瑜簽署協議,主張不論最後哪一位當選總統,都應致力推動遷都臺中之政策。
為什麼遷都大臺中如此重要?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地理空間的安排,常對民主體制下的權力運作起著決定性影響。臺灣早期發展是以北部(尤其是臺北)為政經中心,而將中南部作為農工重鎮。這對早期國民黨來說再自然不過,因為臺北作為首都,其所對應的領土並非僅臺灣,而是36行省的中國大陸。在此思維下,臺北才是國民黨政權的中心,臺灣其他地域僅是國民黨統治的腹地。然而在民主化後,因為一人一票,人民不論在任何縣市均能展現政治權力。此時,臺北作為臺灣的政經中心,就使得臺灣民主運作產生失衡現象。除了人口與經濟發展上引發的諸種問題外,首都設於臺北,對臺灣民主體制的運作,進一步存在至少以下三點不利影響:
首先,民主體制要順暢運作,掌權者與民意之間必須要能順暢交流。然而將首都設於臺北,會使得中央政府官員對民情的掌握,因為空間距離的影響而變得偏頗。同樣的視察內容,如果中央官員要視察新竹與高雄,視察高雄硬生生就是會不便得多。
其次,民主體制的順暢運作也需要能忠實(或至少能均衡)反映民意的媒體。然而將中央政府設於經濟重心的臺北,連帶會吸引所有媒體將主要資源投置於此,其結果,媒體所反映的臺灣輿情,不可避免帶有嚴重的臺北Bias,進一步侷限中央政府思考議題的視野。
最後,將臺北作為政經結合的國家中心,更限制了許多人民透過集會結社權來反制政府本身失衡權力運作的可能性。在現有的空間安排下,中南部民眾若要向中央政府陳情,在時間和金錢上都需要投入相當高的成本。但這些成本對位處臺北的單位或團體來說,就幾乎不存在。其結果,離中央政府越遠的民眾,就越在臺灣的民主程序中被調降音量甚至消音,而形成了一個長久失衡的政治體制。
將臺灣的政經中心予以分離,並將政治中心移至大台中(台中彰化交界的成功嶺與烏日地區,也許是個十分適合的地點),一定程度能夠平衡臺灣民主上述三點(至少在西部走廊存在的)嚴重失衡現象。當然,北部民眾可能會憂慮其喪失城市的競爭優勢,然而臺北因為其經濟上的影響力,絕不會因為遷都而喪失其地位。像是澳洲為了區域平衡而將首都設於坎培拉,加拿大將首都設於渥太華,但雪梨與墨爾本,多倫多與蒙特婁,都仍然是世界級的城市。臺灣若能將政治中心移至臺中,並不會影響臺北的地位,卻可能賦予目前在臺灣民主程序中被相當程度消音的基層民眾更多的聲音,讓臺灣民主程序所反映的社會圖像,能夠更均衡地貼近真實。當然這樣的民主音量調整,初始可能會讓有些人認為臺灣民主正走向混亂。但長遠來說,唯有均衡的民主音量,才能制度性地讓未來中央政府的重大施政決策,能夠反映臺灣社會的整體民意,進而強化中央政府的統治正當性。而一個強而有力、更能反映民意的中央政府,在未來兩岸的談判角力過程中,絕對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