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程學習背景包括自然科學、商管、政策，最後決定深入研究教育。教育決定了個人生活的樣貌，也決定了國家、社會、產業的整體樣貌。但什麼該決定教育的樣貌？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教育該面向未來，該面向個人生涯，該面向科技、產業、社會變遷。教育不必是關在四面牆中為了學歷填塞，教育該是一場學與業的壯遊。
曾宇謙在柴可夫斯基大賽奪得銀獎，金賞從缺，也就是實質上的第一名。即使參賽者都是年輕人，20歲的曾宇謙是其中非常年輕的。捷報傳來，國內同聲慶賀。
我是多年愛樂者，可以說是時時刻刻在聽著古典音樂，我將整場比賽從頭到尾聽完，曾宇謙的表現確實最洗鍊、豐富、純熟。現場的聽眾都耳尖得很，曾宇謙演奏完，得到極熱烈的掌聲，他也是少數下台之後再次上台謝幕的參賽者之一。在這一刻，大家都知道他會得到好成績，而且實至名歸。
再次聽著他的演奏，我不禁開始思考，這一個非常有天分與才能的年輕人，他的藝術事業會在台灣如何開展？他是否可能為台灣的文化藝術界點亮一些更恆久的光芒？或者，對台灣人來說，他只是另一次燦麗煙火，不影響多數人其實不聽不愛好不關心古典音樂的事實？
音樂高手前輩無法在台灣耕耘，開始怪政府？
看一下曾宇謙的前輩吧。在曾宇謙之前，有兩個台灣音樂家曾在伊莉莎白女王音樂大賽（也是世界級古典音樂大賽）得到名次，分別是 1985 年胡乃元先生得到首獎，1993年 曾耿元先生得到銀賞。然後呢？
曾耿元先生後來以教學為主業，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琵琶地音樂學院任教，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音樂學院客座。他曾經嘗試在台灣定期舉辦「玄音藝術節」，但是從 2004- 2006 舉辦三屆之後停止，之後就沒有固定、長期的訪台演出。
胡乃元先生以演奏為主業，除了在世界各地巡演，他也特別關心台灣的音樂發展。他曾發起 Taiwan Connection（TC）的計畫，主旨在定期邀請旅外台灣音樂家返國演奏，期待從室內樂，最後做到大型室內樂團。但因迴響不佳，Taiwan Connection 音樂節就在 2014 年底停辦。胡乃元先生，以及他所能號召的古典音樂家與台灣的穩定聯繫也就散了。
這就是曾宇謙將面對的台灣音樂環境。即使是音樂才華不亞於他，資歷與地位遠勝於他的兩個前輩，他們在台灣接受培養，到最後得在國外發展，在台灣連年度音樂會也不見得能有足夠的聽眾號召力。
然後呢？通常說到這裡，就該開始罵政府了─文化部（從前的文建會）是在混吃等死的嗎？或者是罵民眾的音樂素養，罵教育失敗導致社會病了。不，我沒想說這些。
音樂家為聽眾演奏的音樂，選擇依據是什麼？
當我調查胡乃元先生和曾耿元先生曾經辦的音樂會，並且瀏覽許多國家音樂廳演出相關資料，想著：為什麼人們沒有想去聽這些技巧超卓、才華橫溢的音樂演出…我突然想到反面的問題─音樂家們是否有花心思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要聽眾在這天去聽這個音樂家的這場音樂會呢？
拿胡乃元先生 2014 Taiwan Connection 音樂節 的曲目來說：
- 柴科夫斯基：C大調弦樂小夜曲，作品48
Peter I. Tchaikovsky: Serenade for String Orchestra in C Major, Op. 48 - 舒伯特：《偉大》
Franz Schubert: Symphony in C Major, D. 944 “The Great”
看著節目說明，我希望有人能回答我這個問題：這兩首曲子，換一群演奏家，換成另一個時間點，移到另一個城市演出，是不是也可以呢？換個方式問：為什麼胡乃元先生和一批出身台灣的音樂家，選擇在 2014 年的此時，在台北演出這兩首曲子呢？
我希望有答案，但是我很仔細地研究了演出的所有文案說明，我也查了這兩首曲子，我看不出來有任何答案─ 就和幾乎大部分國家音樂廳的演出一樣，我看不出來演出內容，和演出者，和聽眾，和這個時間，和這個城市，有什麼關係。
我很希望只是沒寫出來，或是我很愚鈍看不出來。但也有一個可能：音樂家們真的沒有在想。而這個問題，不該想、不必想嗎？
音樂家是精工巧所，或者，是帶來影響的溝通者？
如果音樂家沒有思考他在用音樂和聽眾傳遞什麼信息，這就是一個沒有溝通對話的演出。如果音樂家沒有思考這場音樂會在這個時間點的意義與影響，演出沒有被期待的原因，很容易流於可有可無。如果音樂家沒有思考這個城市、他的聽眾們平常過什麼樣的日子，生活是什麼心情，是抱懷著什麼樣的感受進入音樂廳，他又是怎麼決定要演奏什麼樂曲，要將什麼音樂獻給聽眾呢？
如果音樂家沒有想這些問題，我想問一句有點嚴厲的話：音樂家關心台下的聽眾嗎？關心聽眾面對生活的壓力與面對社會的無奈、關心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嗎？
音樂會有什麼意義？只是有飽滿的音色、精準的技法、有創意的詮釋，展示「我好厲害」嗎？
或者，音樂會可以是一個契機，藝術家透過音樂，和聽眾溝通他們共有的疑惑，反思共同困擾他們的沉痛，為聽眾灌溉他們心靈深處最需要的力量？
流行音樂歌手，明明技法很弱，沒什麼技能訓練背景，唱歌還會走音，但是整體產值比古典音樂大很多很多─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擅長站在聽眾的角度，用音樂唱出聽眾說不出來的心聲。
我很擔心的是，古典音樂在台灣一直到現在，和多數（潛在）聽眾之間是沒有聯繫的。音樂家感受不到被歡迎與期待，因為聽眾心中，音樂家們面貌模糊，類似精密而昂貴的器械，不是美好而可敬的人格。
青年音樂家，最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技法
這是一連串的提問與擔憂，也許專業音樂者會覺得我多慮了─他們都過得很好。
只不過，如果這一連串的提問有點道理，而這個趨勢沒有扭轉，很可能，上星期就是曾宇謙距台灣聽眾最近的一刻 ─台灣需要一個「台灣之光」，而曾宇謙在這一刻滿足了這個需求。未來，他不再得獎，而他也沒有別的方式與台灣聽眾對話，也許再過幾年，他也會離台灣遠去，而感嘆台灣薄情健忘。
如果我們希望這一天不發生，曾宇謙需要的也許不是更多的音樂技巧，而是開始培養他的社會感受力與時代感。他要能知道這個社會，需要他這個人，在哪一個特定的時點，透過哪些音樂，給這個社會最有力量、最有價值的信息。他要成為一個策展人，或者，他背後要有這樣的策畫人。
但是我也擔憂，這樣的能力和人才，也許正是台灣的古典音樂界所無法幫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