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噶瑪蘭，誰的宜蘭？

清中葉時，中國沿海居民因生活困頓，不顧危險逕自渡海開墾，連橫稱之「篳路藍縷」，但他們冒的風險應比此四字更為驚心動魄，因為生理上的辛勞終究不比性命脅迫可怕，尤其是面對「荒昧未開」的番族，往往一言不合便獵首奪命，是以現在史書工筆對來台先民大抵秉持敬重尊仰態度，而恣意貶抑原民先祖，甚至塑造出狂妄、無知、殘暴等負面形象。這種寫法屢見各地方志內，而我的家鄉宜蘭，同樣存有同樣修辭痕跡：吳沙，俗稱開蘭第一人，史傳記載他運用智慧與當地噶瑪蘭族角力、頡頏，終順利成功開拓，成就現今繁榮的宜蘭。但見到這種漢人中心敘事時，我們不禁油然而生一道扣問，為何漢人能如此理所當然地正當化侵佔原民土地的歷史事實？而身為當時漢原融合後代的我們，又該如何認知自己家鄉，是噶瑪蘭，抑或宜蘭呢？復次，開台先民祖籍繁複不一，即使認定為漢人，又該隸屬哪個原鄉呢？

論及認同感問題，可以藉由諸多線索尋繹，像是該地居民的風俗文化、人口組成、語言文字⋯⋯等面相，而「宗教信仰」的分佈概況亦可作為勾陳當地人民認同感的具體示現。宜蘭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歷史脈絡，現今廟宇分布以土地廟佔最多數，而開蘭先民的原鄉神祇開漳聖王、三山國王亦佔一席之地，若回顧開蘭先民人口組成比例，佔人口總數十分之九的漳州人遠大於餘下十一的閩、粵及其他族群，理論上人口的地緣優勢應作用於廟宇信仰上，可是實際現象竟非如此，現存代表客家的三山國王廟竟多過開漳聖王廟，甚至廟宇密度佔全國之冠。

從此可以生發出幾點思考，首先是噶瑪蘭族因漢人強勢介入，造成噶瑪蘭或逃跑遷居，或留在當地與漢族漸趨融合，結果致使噶瑪蘭族色彩逐漸淡褪、消融於漢人文化之內，是以宜蘭宗教信仰呈現盡為漢人廟宇現象。而除了漢人與原住民的融合外，漢人內部亦產生彌逢地緣性壁壘的現象，如土地廟數量居冠，背後意義是漳、閩、粵、客所有移民除了奉仰原生信仰外，亦開始妥協新的宜蘭人身分，用共同的信仰凝聚鄉親對家鄉的認同；而三山國王廟的高密度分布情形，或可視為客家族群對於原生家鄉的感念遠大於其他移民，不因新信仰的產生而減損原鄉廟宇的祭拜情形。

宜蘭在地信仰在漢人入主後發生強烈撼動，噶瑪蘭人因漢人掌握當地資源及政府權勢而受迫遷居，連帶原始部族文化亦殘存無幾。而漢人除了在史傳中以「開化番民」為核心開展拓殖功績的神話外，更以實際的政策強制移風易俗，如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感念吳沙基業以其命名鄉鎮、國中，甚至讓吳沙配祀入殿，間接如關羽般由人格拔擢為神格。而不僅噶瑪蘭族人被迫妥協，連來台的先民後代亦不知不覺中放棄原鄉意識，據《噶瑪蘭志略》記載，宜蘭知府楊廷理、通判呂志恆皆有意興慶民間信仰中較為普遍的城隍、媽祖、關帝、觀音廟，背後含意可能也為取代地緣性色彩強烈的開漳聖王、三山國王廟，達成族群融合成效。更值得玩味的是，幾間相傳由吳沙帶來台灣的宮殿主祀的神明，無一與吳沙漳州人身分相應，而為土地神、媽祖及觀音，有學者同樣解釋為吳沙欲調和族群紛爭才如此作為，可見在政府推行、開墾首領推動、後人推波助瀾種種力量匯聚，建構出宜蘭地方信仰形成現今以土地神祇為主、原鄉神明為輔的樣貌。

經由耙梳宜蘭地方信仰的形塑概況，我們可以顯而易見看到噶瑪蘭人被漢人敘事中心排擠的事實，同時亦無可奈何地發現同為漢人，信仰文化竟也被政府介入而強勢造成族群融合，從而誕生新型的宜蘭家鄉認同感。只是，不管是噶瑪蘭人或漢人，在時代洪荒裡也只是隨波浮沈的一葉扁舟，不敵外力篩汰而漸褪原存的歷史背景。或許我們能做的事情，不是計較誰是噶瑪蘭人或誰是宜蘭人，而是就地生根，承認自己同時身兼噶瑪蘭人亦為宜蘭人，並致力還原歷史本真，讓歷史自己說話，避免被漢人中心主義的迷障蒙蔽雙眼，扭曲自己該有的認同意識。這裡是我們的宜蘭，同時也是我們的噶瑪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