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想想】 少將廠長雲鐸──回顧戰後初期的接收

中華民國政府將位於四川成都「第三飛機製造廠」遷至台灣之前，最早來台的外省人即有一批空軍技術人員，有關後續接收日本留下的物資與建廠的工作，台籍員工則在基層扮演重要角色。

據廠長雲鐸先生回憶指出，1945年八月，日本宣告投降，「航空委員會」第三飛機製造廠接到緊急通知，要去台灣接收航空工廠。九月初，他從南京搭乘日軍運輸機前往，隨行的還有副廠長陸履坦和機工股長湯蘭第，任務是接收在台灣的「日本海軍第61航空工廠」和「陸軍第5野戰航空修理廠」。

由於美軍的轟炸，這兩個工廠早已疏散到各地，雲鐸等人因此搭乘日軍飛機環島查看三天，從台北出發，包括新竹、台中、豐原、員林、嘉義、台南、高雄、岡山、屏東、花蓮、宜蘭，飛機頻繁起降，認真視察各地機場、工廠、倉庫、山洞和碼頭。

雲鐸說，在他們視察過程，不少人自動引導，提供情況，有人當翻譯，有人檢舉日本人隱藏物資設備等，更多人主動保管物資、維護和登記，不計報酬，沒有名義。初期的接收調查工作，就是這樣依靠台灣員工協助開始的。

據他視察的印象，這兩廠並不從事工業生產，而是專業後勤服務。從被轟炸後疏散的物資、設備看，則範圍很廣，包括機場、土地、房舍、倉庫、物資、設備等。從業務看，既有武器和設備供應及維修，也有較強的產品製造能力，包括航空零附件、設備、工具以至槍砲彈藥、服裝給養等。尤有甚者，日本以戰爭名義，強制徵用大量民間物資、設備、器材、車輛等，搜羅殆盡。

當年三十多歲的雲鐸，看到許多據點都有一座倉庫，裡面堆滿各種型別、尺寸、材料和用途的工業砂輪，可供第三廠使用幾十年。至於飛機的發動機、零附件、機器、車船、武器、彈藥，品種繁多，數量很大，有好有壞，露天散置，實際數字無法得知。

十月初，雲鐸返回重慶籌備接收工作，並徵聘將來台灣的人員，多數是二十多歲且大學畢業者，年紀最大的也只有三十歲左右。隔年一月，首批二十多人陸續抵達台北，立即分配每人負責一個地區，各地並設辦事處。總辦事處在台北，每天準時由日軍兩個廠長前來匯報，核對接管事宜。

雲鐸指出，因第三廠在成都的大批員工和眷屬來台時間未定，又不能等待，所以有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大膽信任和謹慎選用原廠台灣員工」。接管工作急如星火，日軍每天送來交接清冊堆積如山，必須及時檢查糾正，於是授權各辦事處慎重物色原廠員工，納入廠籍，正式參加工作，接收任務乃全面迅速展開。

台灣地區日本投降儀式舉行後，國軍和各方面接收大員紛紛來台，各地的不動產、機場、能使用的各式飛機、車輛、軍械以及非航空物資，均移交給新成立的「空軍台北地區司令部」，第三廠則仍擁有大量的房舍、機器、設備、工具、材料以及卡車數百輛、汽油千餘桶。

1946年六月，航空委員會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由於和美國波音公司簽訂一百架PT-17教練機的製造權合約，該年年底，空軍確定第三廠在台灣建設新廠，廠址選在原為「日本零式飛機基地」的台中水湳。成都廠大批員工和眷屬陸續到台灣後，也都立即到台中居住和工作。

二二八事件爆發，官拜少將的雲鐸於三月下旬曾返回南京，回到台灣後，1948年二月，第一架PT-17教練機「蔓平號」試飛成功，功不可沒。他的回憶錄是1980年代後期奉中國官方指示，對自己前半生所做的交代，台灣【兵器戰術圖解】雜誌2007年取得該文發表。

雲鐸江蘇鎮江人，193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電機工程系，赴義大利羅馬大學航空研究班深造，1938年回國任職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共產黨執政後，擔任南京航空學校教授，長期從事機械工程教學和研究工作。

2008年，透過網際網路，雲鐸孫女和我聯繫上，還傳來一張祖父近照送我。隔年十一月，雲鐸去世，享壽九十八歲，葬於南京雨花台功德園。

歷史學者曾令毅指出，「雲鐸在台灣的功勞，是充份信任台籍員工，二二八事件時也因為留用台籍員工之故，解決了吳振武與謝雪紅等合謀爭奪水湳機場防務的一場武裝衝突（但其後廠長及居中調停的台籍員工，卻因為此事被調查處刑，促成雲鐸投共的主因）。

這與松山機場由台人陳金水中校接收一樣，因台人居中調停很快的解決了紛爭。相較之下，嘉義機場因為早早解雇台籍員工，填進大量外省缺，故事件發生後，無人能事先居中協調，徒生屠殺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