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往台灣的慢船】終戰台灣──1945年夏末的時光縫隙

西方學者曾形容1945-1949年間的台灣，彷彿掉入了「twilight zone」。Twilight zone當然不能翻成「陰陽魔界」，那是影集的名字，而是指處於兩者之間的模糊未清狀態，意思是說當時台灣地位處於極為模糊的狀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地位未定，但代表聯軍佔領的蔣介石，最終竟在中國內戰失利後將流亡政府整個搬了過來。這段「時光縫隙」，造就了台灣的近代命運。

這麼說起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直到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於10月25日在台北向陳儀投降，中華民國官方聲稱恢復對台灣和澎湖列島主權，這71天的期間，堪稱是「時光縫隙中的時光縫隙」，因為在這兩個多月中，台灣人同時要面對混亂的認同，以及未知的未來。

二戰結束70年後的今天，馬政府的官方儀式將紀念「抗日戰爭」，稍後也將紀念「台灣光復70週年」。回顧這71天的時光縫隙，或許會讓我們更了解這是什麼樣的史觀衝突。

中國人？日本人？

台灣人之中有個無奈的玩笑：「祖父是清朝人，爸爸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政府說我們始終是中國人」，不但說祖孫三代屬於不同國家的人，同時加上別人硬要加在我們身上的認同。

這個說法來自於1895年台灣在下關條約中被大清帝國割給日本，日本帝國則給予台灣島住民兩年時間選擇國籍；台灣人自然不願當日本人，但也無處可去，最終還是成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屬民。二戰之後的1946 年1 月12日，中華民國行政院以「節參字第零三九七號訓令」規定「原有我國國籍」的台灣人民「於去年（1945年）10 月25 日起即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名目上，日本比較遵守國際法，但說到底，台灣人在50年間的兩度國籍轉換，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選擇權。實際上的狀況則是，台灣人在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之前，依然為日本國籍。

根據國史館出版，日本作者阿部賢介所著的《關鍵的71天──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之動向》一書的描寫，台灣人在這段時間內的遭遇，帶有極為荒謬的辛酸。如今被國民黨政府用來宣稱「台灣光復」基礎、於1943年11月發布的「開羅宣言」，由於受到戰時資訊封鎖與日方宣傳曲解，幾乎沒有台灣人對其有任何了解，只有林茂生等極為少數人曾由廣播中偷聽到，私下討論，卻也是半知半解。及至日本投降前，也甚少台灣人真正相信日本會戰敗。換句話說，台灣人並不清楚倘若日本戰敗，台灣有可能被交予中國。

最諷刺的是8月15日天皇「玉音放送」，當初台灣人家庭擁有收音機者尚不及5%，即使聽到廣播，不是因為訊號不清楚根本不曉得在說些什麼，就是因為天皇用語艱深難解，許多人還誤以為天皇要求大家奮戰到底，直到隔天才恍然大悟戰爭已經結束。台灣人就這樣有點困惑又震驚的結束日本皇民時期。

也許基於漢民族的血統，也許基於台灣人一向慣於附屬於大國羽翼之下的歷史，這一次台灣的「有力者」和仕紳，仍然沒有自己當家作主的願望。在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戰後調查民情的訪談中，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獻堂表示「最能接受的是中國」，羅萬俥、林茂生等人則表示台灣人希望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中國的一省，因為台灣太小。陳炘則說，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希望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大於獨立。

這樣子的聲音，造成美國認為台灣希望成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不期望獨立或接受美國保護，因此並未積極干涉台灣前途安排。某方面來說，這些有力者雖然在戰後協助維持了台灣社會的秩序，卻在更重要的面向上決定了台灣往後的命運，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結果。

與此同時，滯留在日本或太平洋戰區其他地方的台灣人，則面對更詭異的局面。在盟軍司令部（GHQ）之下的日本政府，依然認定舊殖民地的台灣人為日本管轄，台灣人則自認為戰勝國人民，理應受到優惠待遇，這種微妙的關係，造成了1946年7月在日台灣人和日本警察的武力衝突，也就是「澀谷事件」。

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很快擺脫了日本戰敗的哀傷，基於脫離殖民統治的渴望，而熱烈投向其實並不熟悉的中國懷中，歡迎蔣介石部隊來台。儘管在基隆親眼見到如同叫化子的國府兵，某些人仍固執的找理由合理化中國軍的形象，連知名作家吳濁流也包括在內。接下來，日記由日文改為漢文書寫、瘋狂學習「國語」、倒掛中華民國國旗、將國歌誤以為是卿雲歌等等現象，顯示著台人對祖國的熱情似乎過了頭，幾乎失去理性思考能力。

曾經，台灣人是那麼毫無理由的渴望著當中國人，今天的我們多麼難以想像。當然，僅僅兩年後的1947年，228事件也以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重新改寫了台灣歷史。

815台灣獨立事件

1945年夏末這兩個月多一點的時期，在70年後的今天已很難窺得全貌，有些真相也和我們的一般理解不盡相同。在阿部的研究中，雖然一般印象認為台灣社會治安在8月15日至10月25日之間極為優良，事實卻是在9月中總督府統治權力因交接而逐漸消逝後，即開始惡化，賭博、掠奪、毆打日人等事件均曾發生，所以只能形容為「整體治安還算不差」。經濟方面，也因為日本勢力愈消逝、國府接收愈接近，而呈現混亂局面。

說台灣人那麼輕易的就接受中國統治，可能也不符合真實狀況。被稱為「815事件」的台灣獨立案件，是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之後，再次於「政權交替」之際發生的台灣獨立事件，也是第一椿台人在（尚）未遭受國民黨壓迫之下即萌生獨立念頭的案件，卻很奇怪的不為人熟知。

1946年3月間，台籍名人辜振甫（富商辜顯榮之子）、許丙（貴族院議員，許博允祖父，力晶集團創辦人黃崇仁外祖父）、林熊徵（板橋林家成員，華南銀行創辦人）、簡朗山（總督府評議會員，桃園人）和徐坤泉（小說家，澎湖人）五人以「受台灣軍唆使，陰謀台灣獨立」遭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逮捕。4月27日以違反波茨坦宣言的戰犯身份被解送軍事法庭，直到1947年7月，被各判以1年10月至2年2月不等的刑期。

原來，在日本投降的一週之內，也就是1945年8月下旬，官方說法是這幾名仕紳拜會總督安藤利吉，並探詢台灣獨立的可能性，但遭到安藤極力勸阻，警告勿輕舉妄動；有研究指出，安藤曾表示在主權移轉之前，台灣絕無獨立之可能，也不能獨立。結果這個運動從未開始就已結束，只停留在口頭上，在8月底之前已消失殆盡。

比較有趣的是「受台灣軍唆使」的指控，也就是國民政府指稱有兩名日本陸軍少佐煽動台籍仕紳發動815事件。根據戴天昭在《台灣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一書中表示，當時還滯留在台的17萬日軍裝備齊全，屬於精銳部隊（因日方預期美軍有可能考慮登陸台灣），無法接受敗戰事實，因此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然而後人的訪談調查顯示，台灣人和日本人兩方面都否認是由己方策動，此事件遂成為無法解開的謎團，和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一樣曇花一現。

五個台籍名人被判的刑期，和後來的白色恐怖案件相較，出奇的短。戴天昭認為，這是因為宣判時間為1947年7月，228事件剛過未久，國府深怕民眾對台獨意識有太多認識，於是輕判草草了事。

無論這個事件由日方或台方策動，都說明了台灣在那段時光縫隙之中，確實存在著某種可能性；至少有一部份人思考過這種可能性，而非全盤接受命運的安排，只是缺乏充分的信心、決心和準備，因此從未付諸行動。錯過了那機會，它將永遠不再來。

2015：另一個時光縫隙

在這兩個多月的時光縫隙中，台灣人從中上層社會到下層社會，無疑都經歷過一場大震撼。誠然，當時的民眾感受亦是多元的，有人懷日，有人愛中，有人為舊時代的逝去感到不安，有人為新時代的到來感到欣喜，但我為當時的台灣人感到無奈，50年的時光裡，必須強迫自己經歷兩次徹底的思想改造。兩度改變自我認同。

當我想起，自己從未有機會問過日治時期擔任郵局局長的祖父，日本總督府和國府交接的那段時間到底是種什麼感覺，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留下他必須拼命學北京話，以應付「新長官」的印象，心中感到無比惆悵。那絕對是一段無與倫比的歷史時刻，但是經歷過228事件和長達38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之後，竟已離我們好遠好遠。

台灣文學家和作家葉榮鐘曾經這麼形容當時台灣人的心態：「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上的實感」，大家都認為中國是祖國，卻一點都不了解中國。對於許多後來遭到國府處死整肅的台籍仕紳，知名歷史學者李筱峰則寫道：「或許他們不喜愛的，正是他們熟悉的；他們期待與寄望的，卻是他們陌生的」。

猛一回頭突然發現，現在的我和70年前的祖父，彷彿正在經歷有點相同的事情。今天的台灣與中國，宛如70年前一般正在微妙的快速接近。我們之中，有人一樣的對「新中國」充滿著無限遐想和期待，有人和70年前仕紳一樣，認為台灣和中國畢竟同文同種、文化相近，理應結合而非分離，還有主張「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總統。國際上，台灣依然是無人懶得打理或根本無從介入的議題。和70年前不同的是，當時人們在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迷惑著，今日的我們則在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爭吵不休。

如果這真的是台灣的另一個時光縫隙，台灣會不會又錯過了什麼？這一次我們又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