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業，非賣品 ——拆穿國共合作下的一著好棋

近年來中國開始從過去吸引台商、台資西進的方式，逐漸地往進駐台灣、加強雙邊往來的階段進展。文化界在面對台灣、中國日益頻繁的經貿往來，擔憂的始終是我們的思想、言論與出版自由會不會在服貿、貨貿協定下遭到犧牲？另一方面，雖然馬政府再三強調有限度開放的是印刷業，而不是出版業；但是從台灣歷史中可以發現：印刷業不僅具備了大量複製、生產、傳遞思想與意識形態等功能，更與出版業、文化界唇齒相依，是捍衛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橋頭堡。

出版/印刷是知識生產的前後環節

印刷與出版之所以被視作為是密不可分，在於如今已被數位印刷取代的活字印刷，其技術原型是由十五世紀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技術演變而來，雖然現在我們習慣將出版與印刷視為不同的產業，但是「版」（名詞）與「印」（動詞）原本就只是知識生產過程的前後環節；作者與讀者的身份亦是伴隨著印刷產業蓬勃發展後才逐漸固化的認知。

即使數位科技打破過去印刷出版的高成本門檻，打開知識、資訊傳遞的大門，但是就在印刷品需求有增無減、工序零碎化等等的因素影響下，反而促使出版業與印刷廠之間的合作更加緊密。因此，印刷業與出版業之間不僅密不可分，我們更必須在質疑自由貿易外，提醒國人：中國至今仍是嚴密控制出版與印刷的國家，且極有可能透過印刷產業的開放直接影響台灣的出版與言論自由。

控制出版/印刷是統治者一貫的手段

回顧台灣歷史，控制出版與印刷是統治者一貫的手段。因為印刷技術可以讓抽象的思想、知識成為被大量複製的商品；作者與讀者們也可以在書寫與閱讀的過程中創造共同擁有的歷史記憶，促成集體認同的生成。所以不管是戰前的日本政府、戰後的國民黨或者當前對台灣虎視眈眈的中國，出版、印刷始終都是他們攬住不放的統治工具。

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文化菁英如何透過出版刊物與殖民者周旋的過程先略去不談；戒嚴時期國民黨透過控制報社執照、版面、報導內容影響言論自由，或者秘密收買文化菁英（掌控抽象的思想內容），甚至強行至印刷廠扣押印刷品（限制具體的思想載體）等惡劣行跡，至今仍時有風聞，也仍然在今日的中國各地上演。

是故，就在中國政府毫不遮掩以控制印刷、出版產業箝制思想之際，馬政府與部分持支持意見的台灣文化人又要用什麼理由來說服我們：出版與印刷可以分別視之，開放中國資本進入台灣不會對我們的思想、言論與出版自由帶來危害？

開放印刷業是國、共兩黨合下的一步好棋

馬政府在開放印刷產業的積極態度，完全不同於過去面對台灣人爭取言論、出版、印刷自由的保守姿態。不管是「來了再說」、「來了再審」或「早就已經來了」等說法，在在都是將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交流、交易與交換無限上綱。

我們必須承認：開放印刷卻不開放出版，可謂是國、共兩黨合下的一部好棋。統治者既然無法掌握思想，就想辦法控制印刷；他沒辦法限制我們的筆，就搶走我們的紙。更何況，一個似乎從未被提及的現象是：成立一家出版社的資本需求極低，印刷業卻是動輒需要數千萬乃至上億的資本；再加上，開放出版業必然會遭受文化界的反彈，開放印刷業卻可以婉轉滲透、混淆社會大眾對於「文化國防」的警覺，悄悄建立中國對台灣文化滲透的灘頭堡。

近日新聞報導指出：中國資本已積極地想要收購台灣的印刷廠。倘若配合所謂高中課綱「微調」與親中立場鮮明的教科書出版社（史記出版社），幾乎直指中國已經開始在台灣建立一條從創作、出版、印刷、行銷乃至通路的完整產業鏈，一個由中國主導控制的知識/資訊傳遞流程。面對這樣的現況，著實讓人對未來台灣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感覺到擔憂。

觀光業的殷鑑尚且不遠，我們又豈能放眼看文化界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