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神保町書肆街的方法與立場

從地理和文化親緣性而言，日本的出版文化一直是台灣出版界和文化人士引為學習和競爭的對象之一，這些事實顯現在進口或翻譯日文圖書的貿易上。從這個視角來看，台灣出版業者對於本國讀者的普遍需求非常敏銳，深知與時俱進的重要，適時有效地做出調整，如實力堅強的打擊手，每次上場都能揮出安打助攻得分。進言之，日本與台灣出版社的文化底蘊（軟實力），正反映在他們的企劃與編輯選書功夫中。這種情形有點像明治時期神田神保町專營外文原版書的舊書商一樣，在同行激烈競爭下，他們必須日日勤奮不斷累積經驗，才能練就出獨到的商業眼光穩住這行業的地位，與之相反，很快就會被時代的巨浪淹沒。

文化史家的寫作動機

在日本，有關神田神保町書肆街的書籍很多，有記述各家舊書店特色、個人購書經驗、舊書店經營談、舊書文化的傳承與危機等等，已經形成一種豐富的神保町書街考（古）現學，同時亦為讀者提供雋永的文化圖景。就此而言，一書，考察範圍廣泛較具體系性，是一部有意義的文化通史。看得出來，作者為了完善此書內容，熟讀史料旁徵博引，對諸多前行者的經驗和歷史做了精要概括，為讀者梳理書籍與日本近現代史的關係，這一點很重要。

誠如每個作者寫書都有寫作動機一樣。鹿島茂這樣表明寫作旨趣：「我想寫寫關於神田，尤其是關於神田神保町的故事。不過，本書稿並非散文式的敘事，而是站在社會與歷史的角度展開敘事。換言之，我會將這條全世界絕無僅有且獨樹一幟的『舊書街』重置於經濟、教育、飲食、居住等寬泛的人文坐標之中，從社會發展史的高度鳥瞰神保町。若行文順利，我既希望能提煉出神保町的獨特性，也期許著透過其自身的獨特性映照和反觀日本近代本身。」直白地說，這本著作即作者的理想抱負和自我期許。該書分為六部分十八個章節，每個章節都做了細緻的考究，連趣味橫生的細節都沒漏掉。這種不八股教條、深具可讀性的歷史書寫技藝，值得作家與出版同業學習參考。

歷史進程中的翻譯人才

在該書中，作者提及一個關於翻譯與出版的歷史細節：以洋書翻譯和洋學教育為主要業務的蕃書調所（直屬江戶幕府的教育機構），頂住了來自漢學教育界的壓力，於1856年終於開堂興學，此舉頗有打破舊有教育制度的意思。更迫切的問題是，由於日本國門被叩開後洋書翻譯的事務激增，蕃書調所面臨著壓力，在短期內培養大量洋書翻譯人才。當時，幕府精通蘭學（由荷蘭傳入日本的西方學術）的譯員為數不多，全部出動也無法應付大量外交文書和軍事相關書籍的翻譯。有趣的是，這個急需譯員的危機卻給弱勢者帶來了新的希望。原本設置高門檻的蕃書調所只好取消身分制度，接納譯員生力軍進來，經此開放，果真陪臣和浪人（沒有主家、失去奉祿的日本武士）的學生們紛紛湧至，因為掌握了洋學等於找到了出人頭地之路。在那之後，隨著自橫濱開港，越來越多的日本青年意識到荷蘭語並不能通用於全世界，在租界通用的語言中首先是英語，其次是法語和德語。

然而，極具歷史諷喻的是，在1858年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通商條約中約定了簽署後五年內的外交文書可附上日語或荷蘭語的譯文，五年期滿便不再添附譯文，直接採用美國、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等各方國的語言。也就是說，德川幕府面臨倒數計時的壓力，必須在五年內培養出通曉英語、法語、俄語、德語的語言專家。當時，最大的問題在於，當時修好通商條約的兩大簽署國是美國和英國，而幕府中並沒有精通英語的專家，於是，想方設法找會話英語的人，終於，找到一位名叫堀達之助的精通英語的荷蘭翻譯。

但問題來了。仔細一查，這個人正在坐牢。原來，他於安政2年（1855）擔任下田奉行譯員期間，因擅自處理了德國人送來的外交文書獲罪入獄。蕃書調所校長古賀謹一郎得知消息後，認為這麼重要的人才困陷牢獄中，實在是國家的損失，而且，國家正面臨危難關頭，給予法外開恩也是人之常情。在此動力下，古賀校長於安政5年10月29日強行從獄中救出了堀達之助，並在一個月後，將他調至蕃書調所的「翻譯部」，負責英語翻譯業務。三年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研究成果問世了，這就是在日本英語史上享有盛譽的《英日對譯袖珍辭典》。由此可知，強大的外部壓力不僅催生出辭典的編纂，亦改變著日本近代史的文化面貌。

讀書人與丸善史話

另外，鹿島茂引述了木村毅（1894-1979）撰寫的《丸善外史》一書。熟知日本出版編輯史的人知道，木村毅是著名文學評論家，著有《大眾文學十六講》（橘書店、1933）曾經受改造社的社長山本實彥託付，編輯《現代日本文學全集》（1926），亦即「円本=壹圓書」蔚為風潮的重要推手。在《丸善外史》一書中，木村毅對丸善外文書店的誕生和文人往來均有詳細的記述。大作家夏目漱石、坪內逍遙和尾崎紅葉都懂英文，他們在隨筆中提及前往丸善購買洋書的經驗。說到購買洋書與翻譯自費出版，就得將教育思想家福澤諭吉納入考察的視野中。木村毅指出，福澤諭吉還在緒方洪庵的蘭學私塾時，就為買不到洋書而苦惱。在那種情況下，他只能依靠親手謄抄或者自己做書。

後來，求知若渴勤做學問的福澤諭吉，在1867年二度赴美時，將隨身攜帶的錢全用來買書。然而，這衍生出始料未及的麻煩。當他購買的大量書籍運抵橫濱港口，幕府官員卻認為購書數量超額扣留了這批洋書。經過這次苦澀的遭遇，福澤諭吉放棄了這種方式，嚐試開設商社（貿易公司）直接進口西洋書籍，一來避免不確定性因素干擾，二來給慶應義塾的學生們提供外文用書的方便。果真，與外文書有緣的奇人，就出現在福澤諭吉面前了。那時候，在慶應義塾的學生中，有一名三十歲左右，名叫早矢仕有的（1837-1901），由於他有豐富的閱歷，頗得福澤諭吉的信任，福澤便將進口洋書的業務交由他來辦理。這名男子正是丸善書店的創始人。

早矢仕有的出生於美濃國（現今岐阜縣）武儀郡笹賀村，其父親山田柳長是個醫生，不幸英年早逝，年幼的他被村長早矢仕收為養子，由山田改姓為早矢仕。長大後，他遵循當時的大潮流到大垣學習醫術和蘭學。十八歲時成為村醫，鄰村村長高折善六看準他資質超群，資助他到江戶學習並開設醫館。早矢仕有的始終不忘這番恩情，在自己經營商社之後，每次要自我介紹或簽署文件時，他都使用「丸屋善七」、「丸屋善八」、「丸屋善藏」等名，名字中始終保留一個「善」字，以謹記高折善六的厚恩。來到江戶以後，他的醫館求診者眾多。慶應3年（1867），他臨時起意考入慶應義塾。確切地說，當時他敏銳察覺到時代的趨勢，正從蘭學轉向了英語世界，為了學好英語選擇慶應義塾。就讀慶應義塾期間，他的內心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他看來，比起終其一生鑽研醫術，他更想投身商海擴展生活的寬度。

當時，最先掠過早矢仕有的腦際的就是做洋書、藥品和醫療器具進口與銷售的生意。這個打算與福澤諭吉的想法不謀而合。事實上，他早在明治元年11月即有這個構想，時機成熟之後，他便到事先已做考察的橫濱新濱町開了一家書店，準備大展身手。一如所有舊書店主開店一樣，最初上架販售的書籍多半是早矢仕此前自己蒐集的醫學書，因此品相比舊書店的稍為好些。這就是「丸屋」的起源。其後，他取得慶應義塾出版品的委託經銷權，不久，又開始銷售柳河村春三經營的書肆中外堂刊行的報紙雜誌，銷售品項逐步擴大至其他報章雜誌類刊物，後來甚至從翻印到原版洋書均有販售。

創業不到二年，店面已不敷使用，於是，明治2年他便將書籍業務獨立出來，遷至相生町開了新店，定名為「丸屋」，原店則專門販售醫療器具和藥品，取名為「玉屋」。明治3年，他又到東京日本橋品川里河開了分店，可見當時社會對原版洋書的需求之大。不過，明治13年前後，日本的洋書市場出現了變化，丸善的洋書庫存明顯增多，成為財務管理的沉重負擔。早矢仕有的為了消減庫存壓力，翌年，以個人名義於在神田表神保町二番地創辦了一家「中西屋」。所謂「中西屋」，實指廣泛經營中土（日本）與西洋書籍的意思。另外，它還有另一名稱為「掃葉軒」，而掃落葉亦即一掃庫存的祈望。

徘徊於舊書街上的危險心靈

隨著明治時期大力推動現代化，電影院和小型劇場等時代的新風，也吹進了舊書重鎮神田神保町。明治24年（1891），錦輝館電影院（電影解說員德川夢聲的廣告配音另文再敘）正式開業。最初，它是一棟木構造的二層小樓，原本建成用於出租的禮堂，以供舉辦各類演講會和其他大型活動。鹿島茂考證指出，當時二樓作為餐館，一樓才是演講會場。但是作為娛樂場域的錦輝館，被捲入一起社會衝突事件。是年10月20日，自由黨於在錦輝館召開大型演講會。豈料，開場不久，一名暴徒衝至台上毆打了自由黨黨魁板垣退助，引起騷動，後來此攻擊事件被稱為「錦輝館事件」。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那以後，錦輝館又發生了著名的「赤旗事件」。

明治41年（1908）6月22日下午，日本社會主義陣營為因筆禍被逮捕的山口孤劍的出獄舉辦了歡迎會。首先，《平民新聞》編輯石川三四郎上台致詞，接著，無政府主義者堺利彥炒熱餘興，歡迎會傍晚才告結束。不過，就在散會之際，荒畑寒村、宇都宮卓爾、大杉榮、村木源次郎等強硬激進派人士，突然拿出紅底白字寫著「無政府共產」「社会革命」「SOCIALISM」的旗幟，猛力揮舞起來，開始高唱革命歌曲。石川三四郎試圖阻止，那些激進派不從，一面叫喊「無政府主義万歳」，一面衝出了錦輝館。然而，警方事先獲得情資在現場埋伏，認得那幫激進者的面孔，他們來到街上，警察立刻上前扯下旗幟卻遭到強力反抗。這場扭打衝突之後，除了荒畑寒村、宇都宮卓爾、大杉栄、村木源次郎、佐藤悟、徳永保之助、森岡榮治、百瀬晋之外，還有四名女性（大須賀里子、管野スガ、小暮礼子、神川松子）遭到檢舉，而介入雙方拉扯的堺利彥和山川均也被逮捕。

赤旗事件引發的衝突，使得社會主義者的要角幾乎全被拘留，社會主義者更惶恐與憤怒，進而向警察發動了挑釁攻勢。7月7日，他們在電線桿貼上報復措詞的招告：「10日，在日比谷公園舉行大會為錦輝館一役復讎。參加者攜帶媒油、棍棒、火柴等」。翌日，《東京日日新聞》報導了這起事件。8月15日上午9點，東京地方法院開庭審理違反官吏抗拒罪和治安警察法等14名被告。8月22日，進行第二次公開審判，8月29日判決出爐，神川松子和管野無罪、德永保之助和小暮礼子於9月4日出獄，大杉榮被求處2年半徒刑，罰款25圓；堺利彥、山川均和森岡榮治等判刑2年，罰款20圓；荒畑寒村和宇都宮卓爾判刑1年半，罰款15圓。毫無疑問，上述這段歷史早已淡出現代讀者的視野，鹿鳥茂在重現神田神保町書肆街史，又適時地把它點描出來，頗有溫書而知史的意味。

前進殖民地的舊書身影

正如前述，神田神保町書肆街的形成，與舊書販售、流通、收書和經營方法息息相關，而出於歷史的後見之明，論者必須援引前行者的記述使其豐富。鹿島茂也不例外。在書中，他多次援引舊書專家（五卷本）指出，神田神保町書肆經歷過兩次大火肆虐和戰爭風雲的洗禮，出現過興衰浮沉。在那種狀況下，原本只在舊書同業之間流動的書籍，也迎來自身的轉機，它們作為文化尖兵和精神食糧前進日本殖民地的圖書館。以日本舊書業界占龍頭地位的巖松堂為例，其圖書銷售能力備受矚目。

昭和3年（1928），京城帝國大學和台北帝國大學相繼創立，正需要大量購入法律、經濟類書籍，彼時台北帝國大學圖書館需要的書籍就是由巖松堂提供的。據說，這當中有個微妙的緣故：當時赴任台北帝國大學的法學家安平政吉（1896-1976後來擔任最高法院院長）的著作是由巖松堂出版的，巖松堂才拿下了這筆大訂單。後來，鼎鼎有名的一誠堂也試圖進入台北帝國大學的舊書採購生意名單中，但是始終未能突破巖松堂的嚴密防線。鹿島茂說，按照正常推理，彼時向巖松堂採購的日本各領域的珍貴資料，今天應該依然受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妥適的保存。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時局與舊書關係密切。昭和6年（1931），滿洲事變爆發後，當時大批日本企業開始進駐中國東北，在台北帝國大學舊書採購中取得成功經驗的巖松堂自然也滿懷五族共和的理想到中國東北布局。反町茂雄指出，巖松堂在全盛時期（昭和4、5年），發行了二萬部圖書目錄，簡直讓人瞠目結舌，競爭者一誠堂的圖書目錄大概一千部左右，由此可知，其他小規模的書店更無招架之力了。從昭和9年（1934）前後開始，直到日本戰敗，新京巖松堂在中國大陸市場拿下了不少大筆生意。當時，有滿洲國政府，以（南）滿鐵為代表的政府各機關都有巨大的圖書需求。另外， 昭和13年（1938），在新京（長春）創立了建國大學（不少台灣子弟前往就讀），大學各學院急需購入大量圖書，大部分都由巖松堂負責供應，在這當中，法制史專家瀧川政次郎（1897-1992）發揮重要的作用。

1934年，瀧川政次郎在滿洲國司法學校擔任教授兼司法部參事官，並參與了司法官的培訓和滿洲帝國刑法的制定，歷任吉林高等法院法官等職。在此期間，他對與日本律令法關聯至深的中國法制史感到興趣，著手蒐集珍貴的相關史料。不幸的是，在1937年2月，他因鄰居失火延燒家裡藏書全數燒毀（參見：荊木美行「瀧川政次郎博士と中国法制史」『金石文と古代史料の研究』燃焼社、2014年、279、280頁。）同年7月，因日中戰爭爆發，他申請暫時停職搬到北京，擔任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兼（南）滿鐵調查部雇員，再次努力蒐集法制史資料。此外，他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委託，參與設立新民學院並在該學院擔任講師。兩年後，他停職期滿回到滿洲國，從1940年起，擔任建國大學的教授，翌年，他兼任滿洲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處長，致力於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和資料蒐集。順便說一下，日本文學評論家西川政明指出，瀧川政次郎正是作家高橋和巳的長篇小說《悲の器》的主角----正木典膳的原型。

戰後的神田神保町

毋須諱言，每場戰爭總是強力改寫人類的命運，神田神保町的戰後史同樣置身在這個敘述當中。幸好，諸多勤奮的作家和學者留下相關記錄，我們得以循著此歷史圖景回顧往昔。作家在其日記中指出：1945年6月1日（星期五），清早起床後，處理完部分事務（中略）。突發一念，想去神田買些書。到神保町買了七八冊西洋書。6月17日（星期天），又想買書了，再赴神保町選了三冊。6月21日（星期四），去神保町買了七冊西洋書。8月14日（星期四）晴，去總公司路上，在神田買了一冊日本舊書和三本洋書。明天，要宣布停戰了，9點，收音機裡要播放重大消息。以上證詞可以知道，即使遭到美軍猛烈轟炸神保町舊書店街依舊正常營業，甚至在8月14日這一天還在賣書給植草甚一這種古怪的客人。正如同植草甚一所寫，當時英法德原版西洋書意外暢銷。

不過，在那之後，也傳出神保町之所以保住的謠言，流傳最廣的版本是說曾師從夏目漱石、在索邦大學和哈佛大學都開設過日本學講座的「赤俄人質」葉理綏（Sergei Grigorievich Eliseev）向聯軍司令麥克阿瑟進言，將神田神保町從空襲目標中劃掉，神田神保町才躲過了這一劫。然而，根據倉田保雄《夏目漱石和日本學傳說》（近代文藝社）一書中的描述，這則謠言是從葉理綏的學生、巴黎的一群日本學研究者那裡傳出來的。鹿島茂認為，這些傳聞真偽不明，至少葉理綏本人未親口證實過自己曾向麥克阿瑟如此建議，可能是其他人的建議。當然，也可能是單純的巧合。不過，神田神保町能免於空襲的確是莫大的奇蹟，但在很多人看來，即使神保町舊書店街當時遭遇空襲，燃燒成一片廢墟，想必也能同關東大地震時一樣，從零出發迅速重建起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神保町的舊書店舖得以完整保存，這極大推動戰後神田神保町的快速發展。

結語

出於本國史觀和出版策略考量，在這部書中，鹿島茂著重於考察神田神保町舊書街的歷史變遷，自然未能提及日治時期或戰後臺灣（留學生）知識人進入這片新天地的相關記述。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不用說，這個任務必須由臺灣作家來承擔，以持續不懈的寫作精神，為臺灣人的讀書精神史留點記錄。最後，還必須指出，我們作為中譯本的讀者是值得慶幸的，當我們通讀鹿島茂這部五十萬字的日本舊書街通史，意味著我們已經完成一項閱讀上的壯舉，至少談起東京神田神保町書肆街的歷史時，我們有與之參照的文化自信，而這樣的立場與方法，絕不是輕易可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