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跟民主自由,從來就不需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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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前兩天逝世了,他幾乎是以個人意志,讓新加坡以一城邦國家之姿,得以躍升國際舞台。國際社會一般認為,新加坡擁有經濟高度發展、社會秩序嚴明、政府效率高等令人稱羨的優點,但這背後對個人自由的箝制,但往往被高度經濟發展的迷霧給掩蓋。究竟新加坡的「民主」、「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新加坡獨立初期,利用打壓共產黨的理由,箝制人民的自由。隨著經濟成長,演變為一種微妙的模式,新加坡非常富裕、但除了富裕以外,似乎一無所有。新加坡縱然有公開透明的選舉,但李光耀制訂了一套人民行動黨絕對不會失去政權的遊戲規則,其中包含選區劃分、選舉規則的制定等。

選區劃分,就是所謂傑利蠑螈(Gerrymander)式的劃分;將選區的設置,完全取決於對執政黨有利的方式,比如說把對方潛在支持者聚集的區域,劃入執政黨的鐵票區內,讓對方支持者的力道減到最小。而新加坡發明的「集選區制」(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更是讓反對派人士毫無立足之地。所謂集選區制,就是某些選區內,政黨必須一次提名三至六人的小組,其中必須有一位候選人為非華人身分。當選是以小組為單位,而非個人。表面上是為了保障印度人、馬來人等少數族裔的權益,但實際上是讓本就勢單力薄的反對黨更無力。有時根本提不出人選,讓人民行動黨在選舉前就已獲勝。

除了制度面的設計以外,還有一些新加坡政府更是在選前公開對選民喊話,如果投給反對黨人士,那該選區的福利會大幅縮水;不然就是用毀謗罪控訴反對派人士,不但失去被選舉資格,也會被法院判到破產。幾乎可以套用電影《功夫足球》的台詞,「球證、旁證,加上主辦,協辦,所有的單位,全是我的人,你怎麼和我鬥?」

在這樣多重的框架下,選舉結果也不是那麼令人意外。在義務投票制(或說是強迫)下,人民行動黨縱然每次選舉都可以至少拿到六成的選票,但在議會的席次竟高達九成或更高(即便2011年是人民行動黨選得最差的一次,60%左右的選票卻也囊括93%的席次)。這樣的設計,也難怪新加坡的選舉是乾淨透明的,因為找不到買票的誘因。且政府的支持者還可以大聲說,議員也是透過定期選舉,一票一票直接選出來的。

李光耀本人堅信菁英主義,他曾說過,「理智上他並不相信一人一票是最好的制度,新加坡這樣做只是因為這是英國留下來的」。也曾說過「由我們來決定什麼是對的,不用管人民在想什麼」。在這樣的想法下,選舉對新加坡來講,也只不過就是一種表面上稱為「民主」,用來鞏固李式政權的形式罷了。

媒體制衡?剛剛說過了,所有的單位,全是他的人。新加坡所有的電視公司,名義上雖屬於「新傳媒(MediaCorp)」這間私人公司,但背後的股東是淡馬錫控股,也就是新加坡的主權基金。新傳媒同時還擁有幾乎所有的廣播公司,以及各種報章媒體。要新加坡媒體獨立的機率,可說是近乎於零。在臉書跟各種社群媒體發達的今天,也許媒體這塊會小小鬆動;但僅在去年,新加坡總理吳顯龍曾經控告部落客鄞義林毀謗,就這點來看,新加坡政府並沒放棄對新興媒體力量的控制。

許多新興國家視新加坡為典範,尤其是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都是;他們必定很欣賞李光耀那套永遠選不輸的選舉制度。新加坡可以帶給世人的很多,他們卻都只學到威權體制那面。

但歐美的一些學者卻對這套制度有另外的想法。比如說美國的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曾認為,李光耀的這套制度,在他死後可能會隨著他埋進地底;而《經濟學人》也在近期文章〈東方的智者〉中認為,新加坡模式,在李光耀逝世後,即使在新加坡也可能行不通了。

在此同時,台灣國仍有人認為台灣太自由、太民主,反而對經濟發展不利,也有許多人認為新加坡應該是我們的典範。這隱藏著一種想法,也就是經濟發展跟民主自由是一種trade-off(中文最接近的意思應該是「取捨」)。

但經濟發展跟民主自由從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並不是說今天你交出一點自己的自由,經濟就會好一些;反之,也不會因為社會更民主了,但經濟就一定得變差。按照經濟學人智庫(EIU)民主指數的定義,台灣仍不是完全民主的國家,只是個部分民主國家(同樣的排行榜,新加坡通常都在「威權/部分民主的混合政權」,跟「部分民主」間徘徊),還有許多地方要加強。經濟發展需要努力,但絕無可能拿民主自由來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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