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台大學生會長。
最近，五個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有一個延畢的現象，突然很夯。有人說，政府用公帑來培育可用人才，人才卻不願進入社會貢獻心力。也有人說，延畢生不敢面對社會挑戰。還有人說，延畢生人數增加，就業減少，會讓生產力下降，國家經濟實力也跟著下滑。
突然之間，延畢生好像變成懶惰的社會寄生蟲，但我自己的延畢經驗卻是，延畢的那一年其實是課業最重，最認真的一年。
大四學生會長卸任時，我身旁同學有幾類發展。一種是如期畢業，男的去當兵，女生去考公職或是到私人公司上班。一種是出國交換、或是剛交換回臺灣、或是因為學分沒有修完，還有的，因為雙主修、輔系、準備研究所等等而延畢。最後一種，是想要繼續思考人生方向，或想要抓住僅存的大學生活尾巴。
不論外界是否接受，但每個延畢生，都共同面對著一些社會壓力。這些壓力，有些來自於家人、有些來自於同儕、更多則來自於整個社會。
對我來說，要延畢，雖然早已經有心裡準備，而且也在大學後幾年的學習生活上，將延畢所騰出的時間和空間做了一些規劃，但面對旁人詢問到，大四、畢業後有什麼打算，自己也還是經常支支吾吾，說不上來。
大四那年，我開始到老師的研究室，參與研究計畫，學習做研究。做到後來，自己也做出了興趣，開始發展自己的專題。不用修課的時候，跑去聽自己以前好奇但一直沒有時間聽的課，像人類學、社會學，有時也跨修碩士班的課。雖然帳面上是修七學分，但實際上，加上旁聽的課程、研究計劃等等，我想大概也遠超過那些學分數了。修課、旁聽以外，延畢生活的主軸，基本上還是維持著持續參與學生自治的熱情，持續的關注與參與社會議題。
大四到大五那年，是農民反抗政府浮濫圈地最激烈的時候，同時大型公共工程國光石化即將蓋在台灣最大也最美的一塊濕地上，而我，常常在下課後，或者是晚上的時間，和社團的夥伴們沒日沒夜的討論著該怎麼上街頭、該怎麼寫文章投書、該怎麼到街頭上去發傳單宣講。
那年的學習負擔，其實並沒有比大一到大三來得輕。不過，眼看著身旁的同學，好像一個一個走向「下一個」人生階段，自己好像還是在坐在教室裡頭低頭讀書、聽課，站在街頭上吶喊、奔走，老實說，生活過得充實，但卻不太踏實…。
或許，始終是想要做點什麼的衝動在作祟，所以一直沒辦法讓自己好好靜下心來想想，下一步該怎麼走？不過，或許也正是那個不斷地遊走在校園圍牆內外的身份轉換，讓自己有機會重新檢視，作為一個「純粹」的學生和一個「不務正業」的學生，究竟有些什麼不同。
我經常在想，或許也正因為延畢的那一年，曾經有機會帶著學生的身份，穿梭在真實社會，而得以一窺社會的真實面貌，又當我有機會重新坐在課堂上、在知識面前，才能用更嚴肅、更謙卑的態度去面對。
大五那年，與其說是延畢，不如說是大學社會學習的一年。那年，我經常不在台大校園，也經常不在台北，我喜歡在離開台北和往返台北一路上，想著自己還對於這塊土地哪裡不熟悉，想去認識、想去接觸。
那一年，雖然台大校方，決定對我這個只修三學分的延畢生，加收七千元的雜費；如果硬要算我使用的台大硬體設備，多付七千元的雜費，可能不太劃算。但是，如果換算成那些面對知識的養成，以及面對社會的態度與價值，或許，還是劃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