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們都是查理？

發佈於 1 月 14, 2015

壹、前言

法國左派嘲諷刊物《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巴黎編輯部於1月7日遭恐怖分子屠殺，遇難者包括記者、警察、週報專欄作家、經濟學者與一群漫畫家。

對法國社會而言，這場殺戮是向共和國精神宣戰，「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風潮，堅定有力地彰顯法國人對言論自由的捍衛。與此同時，「愛比恨的力量更大（L’amour plus fort que la haine）」的宣言，展現了這個社會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實踐——防杜仇恨藉機蔓延。

貳、也是一種偏見

這是一場言論自由被暴力威脅的事件，但漢語世界卻充斥大量「省思西方霸權」、「檢討『東方主義』」的「進步」言論。簡單來說就是：暴力固然不對，但西方社會也應自省對伊斯蘭的歧視與壓迫。

如果「東方主義」是西方對東方的偏見，那麼不分脈絡的「西方霸權論」為何不也是一種偏見？在套用「西方霸權」的公式之前，是否應對《查理周刊》的文本脈絡下一點功夫？對法式嘲諷進行一點文化補課？對法蘭西共和國在制度面保障平等的精神有所認知？

參、查理的嘲諷

歐漫部落格Ulysse站長Lilou於2007年的文章〈誰的偏見？誰的傲慢？〉，簡單介紹了《查理》（作者取法文發音，融合中文促狹的酸味以致敬，故譯為「狹利」）的歷史。從《切腹》（Hara-Kiri，《查理》的前身）到《查理》（1970年改名），這份刊物貫徹了反骨風格，它與各種意識型態的衝突層出不窮，吃官司更是家常便飯，《切腹》時期也曾配戴過「查禁」的光榮勳章。（註1）

正如68精神，《查理》嘲諷所有的保守、權威與極端，攻擊的對象不分左派、右派、猶太教、舊教、新教、伊斯蘭教...；而《查理》嘲諷的份際，或法國言論自由的尺度，可由《查理》所遭遇的48件官司一窺端倪：可以極惡毒的方式諷刺各種偏執的意識型態，但不能侮辱特定對象（宗教、族群、人...）。《查理》曾因為侮辱特定人士（如呼某人為笨蛋）而敗訴，但從未被判定「侮辱特定宗教」。如Lilou所解釋，《查理》反對的不是特定宗教，而是基本教義派份子，「管他什麼宗教，極端份子才是他們口誅筆伐的目標」。

以這幅引發殺機的創作為例：

漫畫家的「梗」，取自高達的電影〈Le Mépris〉。乍看之下，這幅作品冒犯了所有穆斯林——先知具像了，而且裸體。但實則在嘲諷某些極端份子的偏激行動——因一部爛電影電影〈無知的穆斯林〉而攻擊美國大使館。（註2）

「調侃穆斯林」與「調侃極端的穆斯林」不同，既然可以正經八百地譴責極端份子，為何不能以酸度破表的方式讓極端份子不開心？批判的對象都是極端份子，而不是全體穆斯林啊！我們不敢妄論有多少比例的穆斯林會對號入座「被調侃的極端份子」，但漢語世界的許多「檢討」，倒是替全體穆斯林對號入座了。

肆、法國的共和精神

不論是否支持《查理周刊》的風格與內容，都不能否認事件的本質是：「對《查理》的言論不滿，就對《查理》進行殺戮」——這是以極端暴力的手段威脅言論自由。在法國，或是歐洲，對言論自由的尺度，並非縮限如專制，亦非天真地放任。《查理》是否超過言論自由的限度？是否歧視、醜化特定族群或宗教？都不應發展成私刑式的殺戮。

但是在譴責暴力的同時，「西方霸權論」驅動了一種制式的「替法國反省」：法國社會必須省思穆斯林是處於一個多麼不友善（歧視）的環境，雖然這不只是《查理》的責任，也不該以生命為代價。

基本上，「法國社會對穆斯林是否友善」的提問，根本不是「查理們」所必須回應的。在悲劇發生後，「我們都是查理」的舉國相挺，是伴隨著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堅持，所以拒絕將暴力、信仰、種族混為一談，以防杜極右的、種族主義的主張藉機蔓延。殺機來自極端的宗教份子，法國要對抗的，是極端，而不是特定宗教或特定族群啊！是誰在悲劇之後將「暴力」與「穆斯林」進行刻板化的連結？是極右與種族主義，也是「法國社會應反省對穆斯林的歧視」的假進步。

雖然「替法國反省穆斯林受歧視的處境」不應成為評論此事件的元素，但是穆斯林在法國是否受歧視呢？在斷言「是」或「否」之前，應先簡單認識法國的共和精神。

根據馬赫起南〈瑪莉安，請別為查理哭泣〉一文（註3），法蘭西共同體只能是公民與國家的直接契約關係，國族的建立不得透過各式團體與分類作為中介，例如：種族、性別、宗教、階級、來源。這不意味著法國的共和精神是一隻致力於「均質化」、「反多元」的巨獸，其用意是在避免社區主義（communautarisme）對自然權利（droit inaliénable）的剝奪（或避免了社區主義成為共和國保障公民自然權利的逆流）。

政教分離（laïcité）的國策必須在上述共和普遍主義原則（principe de l'universalisme républicain）的脈絡中理解：「共和國的政權本身若是有著宗教偏好，必定會有害於異教徒的平等地位。」所以禁止在公立中小學配戴宗教意涵明顯的裝飾，不是針對特定宗教，而是要將社區主義的影響力排拒在校園之外，要讓未成年的孩子免於被社區或教會先行決定。至於禁止在公共場所配戴「把臉遮起來的頭巾（burqa或niqab）」（未禁止宗教服飾），這也可以放在政教分離的脈絡中，用來排除「以宗教之名的性別歧視」。

透過對共和普遍主義與政教分離的理解，法國公權力要保障的，是公民作為國族個體的平等，而不是信仰。法國對伊斯蘭信仰不友善？或法國對任何宗教都不友善？有人看到的是所有宗教被限制的處境（在公領域排除宗教），但法國守護的是人民的自然權利——這讓和平更為可能。

如果我們更具體地了解法國在移民政策是如何地相對寬鬆、在國際政治上對「美帝」的多次異議、擁有居留權的外國人享受到多讓人羨慕的福利、「反歧視」是如何體現在法律中以完善言論自由...，或許就不會一聽聞「極端份子在西方世界恐怖攻擊」，即套公式地使用「西方神學政治陽具邏各斯中心主義」（occidenthéopoliticopallogocentrisme）的理論架構去分析《查理周報》事件，替法國自省：白人優越、基督宗教本位、排外。

伍、結語

如台灣歐盟觀察（TEWA）所言：「諷刺雜誌《狹利週報》的漫畫家們死了兩次，第一次是恐怖主義份子奪去其生命，第二次是一些非法語世界的評論奪去其名譽。」（註4）《查理》的漫畫家並非對恐怖威脅無知，他們不只堅持創作自由，亦堅持不對原教旨主義退怯，他們因勇敢堅持人類高尚的價值而犧牲，「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活」，所應該被世人所尊敬。

宗教極端份子屠殺《查理》，是對法國的立國價值宣戰：不只以最令人憤怒的手段處決言論自由，還對堅持政教分離的共和精神進行宗教裁決。

所以應如何解讀「我們都是查理」的風潮？這是法國人對共和精神——自由、平等、博愛、政教分離——的再確認。如同法國大革命與68革命是全世界的資產，《查理周刊》的殉難者與「我們都是查理」所捍衛的價值，也是人類珍貴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