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沈伯洋，現為UCI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生。本為律師，在台大碩士班時鑽研女性主義與監獄學時性格大變，得了一種想要探求正義的病。然而現實殘酷，人生有六年在補習班教授刑法，鞏固了台灣奇妙的法學教育結構以及病態的資本制度。如今，作為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試圖用學識和行動翻轉既有結構。不過話說得好聽，其實平常都在鑽研ACG，在FB打打嘴砲而已。
針對阿扁到底要不要放出來一事，呂秀蓮表示，如果不放出來，就要絕食抗議。
在這個悲劇當中，我們可以看見赤裸的生命。所謂赤裸的生命，是形式上有生命，但實質上已經接近死亡的個體，這個死亡指的是社會上的死亡：它沒有法律權利，沒有法律義務，而它的人權就這樣「合法」地消失了。
裸命並不是單純的生物體（zoē ），任何生命價值被合法破壞殆盡的人類，都應屬於裸命的範疇。而裸命的特色是，任何對其施加的暴力，都是合法的。而透過對裸命暴力的展現，可以顯示國家的主權（sovereignty）。
學者正不斷地將研究裸命的範圍擴大，舉凡對非法移民的限制，對精神病患的處遇，對性犯罪者不正常的監禁、對死刑犯施加的成罰，甚至對尚未死亡的人體做器官移植等，都是開始被定義為對於裸命的暴力。
針對阿扁的案子，就是一種裸命暴力。筆者曾經撰寫扁案司法不公的部分（請見〈阿扁到底有沒有罪〉第一集、第二集），不過那並不是重點。重點是阿扁如今的身體狀況，將其監禁本身就是一種暴力。而這個暴力透過政府的語言合法化。不管是法務部的莫名的規則，還是馬英九的言談，這個監禁暴力都已經是法律賦予的權力。
針對這些國家特殊的暴力，常見的解決方式是特赦。以正面意義來說，阿扁所遇到的司法不公與不人道的處遇，可以用特赦來「治癒」。但是反過來說，在國家主權的論述之下，特赦將陷入一個窠臼：「我可以決定讓你死，也可以決定讓你生」。也就是說，特赦在反面上，反而肯定了阿扁的罪，而且彰顯國家的生殺大權。
針對這種矛盾，學者Agamben等人在介紹裸命的同時，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解決，以及要如何抵擋這種暴力。Agamben甚至悲觀地認為，被施加暴力的身體已經是空殼，沒有辦法抵擋主權的暴力。
事實上，裸命並不是單純的生命體，裸命仍有其重要的再生價值與潛能。在美國長期蓄奴的歷史中，奴隸被剝奪政治上的權利，他們的生命任白人宰割，但是作為裸命，他們在過程中展現了無比堅韌的主體性，他們藉由言說否定宰制，否定裸命的切割，而最後成功地轉換成特定的生命價值。裸命的潛能不應該只是成為主權的一部分，而是將裸命轉換程正常的生命（transformative praxis）。
絕食抗議就是一種典型的轉換過程。串連的絕食抗議，不管是婦女在爭取投票權，還是受刑人在爭取監獄權利的時候，都曾經將這個剩餘權力極大化，形成政治資本。絕食是修補正義的手段，也是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移轉的手段。絕食乃透過自我暴力彰顯暴力，透過自我死亡之危險彰顯社會死亡（social death），而此時國家主權和裸命之間的關係變得曖昧不明，敵人和被害者的界線變得模糊，而此時彰顯人民對於裸命的注視即變成了新的武器。
類似的方式還有縫住嘴唇的抗議（lip sewing），透過此種方式去凸顯法律的內在矛盾（例如人和畜生的界線），進一步使得主權者的武器「法律懸置」，變成自己的武器。最後，此種抗議方式否定了生命價值的界線，拒絕了主權者對裸命的預設，形成了新的生命，並展現了「僅為生命」（裸命）以外的價值（對此，可見Jenny Edkins的論述）。
在現行的台灣實務，不是只有阿扁，受刑人皆不享有真正的健康權，而這個健康權的剝奪使得受刑人們變成一種裸命。這個健康權應該被解放，而透過絕食的宣稱，我們可以重新檢討法律的權力，並讓我們的目光從注視阿扁，擴張到整體受刑人權利。
恐怖的是，在這目光移轉的過程當中，仍舊有人繼續主張阿扁的例外性：「針對阿扁，法律的適用必須例外」、「針對阿扁，保外就醫必須給予例外」，讓法律的懸置不斷地成為主權者的力量，抵抗著絕食或類似行動的翻轉。透過情緒宣揚例外的論述者，以及轉錄這些文章的媒體，你們都是這主權的共犯。
為了對抗暴力/權力關係，拒絕裸命劃定的絕食行為，代表的是最後一絲翻轉可能。對於這種可能性絲毫不予理會，高呼「應該構成例外」的，本文由衷地唾棄。這些人宣稱的，不只把阿扁，更是把一群受刑人，打入另一層深淵。
那些主權者拒絕給予的，是裸命者根本不用開口要求的；
那些緊閉的雙唇不是沈默，而是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