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一日為法官，終身為父

七年來完美詮釋「鋼鐵人」形象，戲裡戲外都是個自信雅痞的小勞柏道尼，在新作《大法官》中飾演一位律師，從大都會返鄉，也從一切向「錢」看的法律玩家變成真正思考是非原則、掙扎對錯的法律人。這個角色的自負、機伶以及風流，夾透著內在的脆弱，又不失良善，再次證明道尼是擔當的不二人選。而這故事背後對法與罰的釐清，及對親情的關注，更讓人不難理解為何道尼和他妻子新成立的製片公司「道尼團隊」（Team Downey）會選擇這部片作為創業之作。

《大法官》的主角是個事業成功，專為（往往有罪的）被告辯護的律師，返鄉探親期間，他在鎮上擔任法官四十二年、備受敬重的父親卻因為疑似駕車撞死人而被捕了。於是真相的拼湊，對情理法的見解，以及父子間的緊張關係都浮上檯面，隨著官司進展而彼此衝撞、峰迴路轉。這整部片也成為一趟讓法律公理被彰顯，家人間的心結被修復緩解，也讓（專業心境上的）浪子重拾初衷的歷程。

嚴格說來，其實不論就親子的衝突或法律攻防，《大法官》的陳述都不全然是新的，事件的轉折和對話書寫，偶有太硬、太滿、太直白等等小缺點，但這部片的可看之處，首先在於飾演父子的勞伯杜瓦／小勞柏道尼兩人頂尖的演技交鋒；再來，是把辯護和被辯護，父權威嚴以及認同，承擔與逃避，甚至是親情匱乏等等糾結，一股腦全倒在這兩個角色之間。這是創意，結果還能說得清晰又流暢，這就是創舉了。

先來談法律部分。基於家父長的自尊也基於對執業心態的不認同，這位父親即使知道自己處境不利，也自始就非常排斥讓兒子擔任辯護律師。即使連自己都不確定（或不記得）事實真相，但對於該招認什麼、該承擔多少，他有著近乎理想性的堅持。這和兒子一心想讓父親全身而退，動用一切技巧為父親的名譽／自由而戰的心態，一再互相牴觸。由此透露的，是大法官這位角色對法治系統明辨是非、探查真相的能力的信任，這整個故事背後更帶著一種對美國當代法律的信仰，對法律品質的推崇。

由此對照在台灣，在大大小小的政治社會案件經過法律程序宣判後，輿論（或媒體）經常性地發出「恐龍法官」之嘆，但事後又會有學者專家指出：依現行法令，法官就只能這麼判。看慣美國法庭戲的我們，也許該提醒自己：有時候不是法官恐龍，而是法律恐龍。在不健康的法律面前，再有心的法官也只能是「難為無米之炊」的巧婦。所以下次立法委員選舉，眼睛要更雪亮，才是治本！

再來看片中的父子關係。小勞柏道尼的角色回鄉面對父親，兩人的相處迴盪在冰點和水火不容之間，他指責他不曾表現慈愛：「我的中學、大學畢業典禮你都沒出現！」他則氣他為了面子死都不回家：「連你的母親病重，都來不及見最後一面！」這位父親說，我讓你有房子躲雨，有錢在口袋裡，有食物在嘴中！但兒子說：我需要的是「你」啊！我曾有過一段和爸爸共處的童年記憶，然後它戛然而止了。為什麼？

（接下來的段落，多少會提到關鍵劇情，沒看過電影的大家，還請自行斟酌閱讀）

到了電影後半，透過往事的揭露，我們知道原來小勞柏的角色曾在過去被爸爸判進少年觀護所，而事情的肇因（吸毒駕車出車禍）甚至害他哥哥受傷，賠上原先被看好的職業運動生涯。事發當時，父親相信他做了應該做的，但這種下兩人的心結。再到故事末尾，我們發現大法官生涯裡另一道啟人疑竇的判決，原來也因此而起，因為他對兒子始終有著小小的愧疚。於是兩條線被漂亮地接合起來……

前面說過，小勞柏道尼是飾演主角的絕佳人選，因為這位律師打遍天下無敵手，對他而言，法律作為一種武器，就像鋼鐵人的武裝，或福爾摩斯的超高智商和超快速反應，是一種超能力，而這樣的炫技和對場面的掌控，正搭合道尼那永遠老神在在的模樣。不過，另一個原因也許是：道尼本身的年少生涯同樣是荒唐的。童星出身的他，從六歲開始就和毒品糾纏不清，直到三十六歲前的三十年，被逮捕和進出勒戒所，幾乎是常態。而最初給他毒品的，竟就是他自己的父親。他形容同樣也是電影人的老勞柏道尼：「我們父子過去會一起吸毒，這彷彿是我父親唯一知道的、表達對我的愛的方式。」—不是父子共同喝酒，也不是抽煙，是吸毒！

這樣的父愛，放縱又扭曲的，帶給小勞柏怎樣的影響？我們無從得知。但有趣的是，他在自己製片的《大法官》裡，選擇了另一種極端的父親：威權，嚴肅，超然而客觀，無趣又冰冷。這樣的父親形象，無疑是更普遍的，又在心理層面上和他真正的父親一樣都是「缺席」的。這樣的父親典型，帶給孩子的傷害，一定就比較少嗎？或者，這樣的成長過程中的惶然和孤立，真的就比較好克服？

也許在此，《大法官》透露的其實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有許多角色要扮演，一個好員工，好長官，好公民，甚至好丈夫，不一定懂得當個好父親。而我們只能盡力做到最多最好。

最後在電影結尾，這位法官得到了謀殺無罪、過失殺人有罪的判決，可謂是基於真相最合理的結果了。在這背後，他選擇承認自己一度有過制裁（先前有罪的）被害人的念頭，但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做。而檢辯雙方透過詰問，也讓陪審團最後採信了這說法。由此觀之，不讓情理凌駕在法之上，在真相裡找到中庸的（符合比例的）裁罰，是本片對法治精神的最後定論。

由此也讓人想起，台灣民情在面對社會案件中的對錯與懲罰，總在討論中失去了細膩的裁量空間。覺得做得對的人就希望他全然無事，覺得他做錯的就要致他於死。當然此中，還牽涉到前述的法律本身的體質，以及是否信任司法等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也許對於做錯事的人，在適當的裁罰之後，給予反悔、重新彌補的機會，這樣的人權概念，在台灣畢竟還不夠主流。

而從一部電影，我們能學到怎麼面對自己，怎麼看待家人，怎麼看待他人的難處和被記憶封閉的愛，這樣的經驗當然值得。片尾當Coldplay原唱、Willie Nelson翻唱的〈The Scientist〉響起，歌詞說著「I'm going back to the start…」一切無心的傷，和無意的錯過，都盼望、都等待著從頭來過。燈光亮起時，你我似乎也多懂得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