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承載一城一國？─書寫與閱讀的認同傳承

前些天，看到一則題目為〈新世代觀點：「文創」載不動台北城〉的風傳媒消息，內容從講述當前台北市市長候選人們關於文創政見開始，以文創產業實際狀況與數據評論文創與在地的真切關係。但本文不談文創，反倒是將「書寫與閱讀」作為重點，認為上述二者方為實在的承載一城一國的工具（當然我知道將「書寫與閱讀」明說成工具一詞會招來某些非議，但就以下可能達成的效益而言，「書寫與閱讀」確實是我認為可用的最佳方法）。

台灣國內書寫者的不被受重視早已不是新聞，學生知道孔孟、更甚者對中國傳統文人如數家珍，不過他們對近代台灣作家認識的缺乏則到了令人感到可悲的境界，小說家、散文家、詩作家、女性作家、劇作家、兒童文學作家，抑或者地區作者——不要從明清的宦遊文學說起，從日治時期發展出的書寫概況而看，文學與文化的產生一直都是相互相成的，文史哲認同感是對土地連接的最直接反射，然而在黨政意識形態所為的教育體制下的直接損害，即是當下文化的龜裂與斷層。

普遍人民不清楚在地的故事，不是因為沒有人寫、或者太少人寫，最根本原因是由於上位者從未正視過這個議題。書局（不論實體書局或者網路書局皆然）外來翻譯文學氾濫，誇張口語式的段落型小說成為暢銷書目，擺放著台灣作者的書櫃買氣卻乾而停滯。繼續怪罪累積至今的境況不是不行，但也可以就現有的有形與無形資源塑造、改善文化環境。

現在文化部在書寫與閱讀的直接政策上，交由「人文與出版司」辦理，不過他們在文學創作人才、出版產業以及公有圖書、史料的事項似乎沒有什麼大動作，最多是看見他們對於本國作家參加國際展演而大張旗鼓的宣揚，仿佛國際化比泥土化更重要一樣。但蒼穹再怎麼漂亮，土不養好，長出來的植物也不會有碰觸天際的時候。

以下想就脫離基礎與義務教育後的年齡層為對象，自校內外兩個場域作為培養土地上認同傳承的空間，闡釋「書寫與閱讀」的幾項實施：

首先，就大專院校校內，希望國內台文所積極連結網絡、辦理平台，「以學生為主體」的運用網路社交媒體的快速傳播方法，聯合相關研究領域的學生。再借由各院校的訊息傳遞合辦文學獎、主題性研討會或學術座談，以系列活動長期追蹤某項文學主題；另外則是加強駐校作家的實際校園參與行為，精神的典範與書寫的力量是極容易感染人的，或許很多人持傅柯式的認為話語要說出來才有力量可循，但我認為，在沈默的閱讀中更可以培養人性的真實面向。再而，就以上活動以及住校作家的產出製作相關而且俱有實用價值的台灣文學資料庫，除了研究者使用外，還可以供往後要承辦的後備以及想要瞭解訊息的大眾瞭解。

接著，在校外部分，公領域上從圖書館開始，除了藏書數量外，更注重購書的日期與領域，並且留意國內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等出版品的購入。更重要的是，館舍上除了需要注重是否有無與台灣現當代作家、出版社的長期合作，更需要與其承辦講座、主題書推廣等相關活動（雖然我也明白公立圖書館在這些項目的推動，需要相當繁雜的公文往來與協調，但與尷尬的文化斷層相比，究竟孰重孰輕？）

而校外部分的私領域則冀望借助獨立書店的在地影響力，如文化部所期待他們能成為「文化的策展人」、「微型地方中心」等文化基地，獨立書店作為從買書到進入閱讀的公共場域，比起具有學術規範的大學校內，更有著讓人行使思考與反思為前提的話語權，尤其它可以就獨立書店的「獨立」精神性為前提所拉起的獨立思考、獨立發表意見等，則是立基於「書寫與閱讀」的延伸成長。

我並不是重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八股概念，此內容所指涉「閱讀」不是為了成績的讀書，而是一種或與書本內的文字共感、或攝取資訊再從中建構個人邏輯與概念的體驗。《遠見雜誌》在10月所公佈的2014全民閱讀力總體檢、數位閱讀大調查中告訴我們，台灣國內18歲以上的族群，平均一週僅花2.76小時做閱讀使用（見圖）。我對平均一週僅花2.76小時讀書的國民，會有什麼思考與反思的力量這項問題感到疑惑，更何談要用創造的力量承載一城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