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日──六四二十五週年全球接力絕食記

六四二十五週年全球接力絕食由我接第七日，時間是民國一百零三年的一月七日零時起至次日零時。

我的心情很輕鬆，不壯烈也不悲憤。一日斷食，順便排毒減肥，沒什麼不好。但這種象徵性的又略帶著詼諧的反抗，在臺灣很多人連表態支持或鼓勵都顧忌再三哪，說害怕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大哥做記號，以後被限制入境，就沒法在中國大陸做生意、訪問交流，甚至還有人擔心也會被臺灣國家安全部門做記號，因為破壞兩岸和諧關係，會被監聽。如果真的如此，那我的參與倒還有一點代價和意義，否則就一點意思也沒有，徒然讓人看笑話。一些人還會從功利的角度問我，幹嘛要絕食？面對冷血的中國共產黨頭人，西藏人的自焚都無法喚醒他們的良心，記得沙祖康的名言嗎？「誰理你們」？一日絕食能做些什麼？

我不會天真地以為我的行動能改變世界。我沒有這種期待。我之所以義不容辭，接受王軍濤和王丹的邀請參與活動，不單是他們是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我願意給予他們所代表的一代中國青年的理想主義以支持，也在於以這一行動紀念我這中國黨國體制反抗者的後人曾因此而深受鼓舞感動的熱血青春。

當年我一度天真地期待六四能夠變天，就像戈巴契夫（Mihail Sergeevich Gorbachev）改變了蘇聯和東歐，中國也能成為亞洲被壓迫人民解放的推進器。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地把砲口對向自己的人民，北京一切歸於肅殺和黯淡，但六四卻影響了臺灣。第二年臺北中正紀念堂爆發了三月野百合學生運動，我的生日那天凌晨，在簡錫堦的引導下，我和同學們挽成陣陣的人鍊，我則坐在第一排，守住了廣場的第一夜，數日後，東海大學方孝鼎投入絕食，李登輝則在不遠前的總統府召開黨政高層會議，

當年有人見了天安門廣場或中正紀念堂廣場上學生領導和群眾秩序的亂無章法，便對民主和改革感到失望。李敖編的《胡適文存》裡選錄了胡適談學生干政的一段話，說道：「要想避免學生干政，就得要智識高深、體力強健、經驗豐富的中年出來把政治幹好，使政治早日上軌道，否則禁止學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胡適的這篇講稿我曾經在大一那年七十四年的五月四日印發給了我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比較法學組的同班同學，結果訓導處找了我去說明，虛驚一場。我現在已是中年的大學教員，回頭尋思學生運動，六四或三月的那一批大學生根本無需承擔民主運動或政治改革成敗的責任，事實上，他們也沒有能力去評估形勢。六四學運的失敗，該慚愧的是有權力的人，是他們沒把國家治理好，才讓應該在校園裡讀書的大學生走上街頭，斷水絕食。我們應該怪罪的是權力者，是他們發動軍隊下令鎮壓，把為他們舖平改革障礙的學生送進墳場或監獄，摧毀了人民對於他們領導改革的期待。怎麼有人會去怪罪那些手無寸鐵的學生把政府逼得走投無路？

我一點也不擔心「中國不高興」。他們應該高興，我這個臺獨份子竟然有一顆關懷中國的心。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要稱霸天下，讓四鄰臣服，要統一臺灣，永遠佔領西藏，而是要成為受人尊敬和喜愛的世界公民。我們既然繼承與分享著中華文化的光彩，推己及人，我當然希望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兄弟們爭氣一點、文明一點。側身中共廟堂當年躲過鎮壓的六四一代，我相信他們也會感謝我們在臺灣為他們守住理想的薪火，提醒他們不忘初心，要利用每一種可能性，善用手中的權力和資源，勇敢地承擔起中年人該有的責任。

一日絕食的這天零時在臺北晴園家裡，請二妹幫我拍了照片存證。夜半醒來，給獨立中文筆會理事長貝嶺在線上逮著，聽他談要在臺北舉辦國際詩歌節的宏願。上午起床後驅車到桃園青埔幫妻子妮子取回她幾天前遺落的皮包，再到新竹中華大學約銀行專員前來辦理整合債務的貸款事宜，接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李潼的專訪。中午出席行政管理學系系上的課程規劃委員會，事先提醒了系助理羅勤別幫我買便當。下午岀完《民法概要》期末考題，接著親自去監考。打開電子講桌，想要寫絕食心得，感到疲倦地寫不岀一個字來。走下講臺，看同學們振筆疾書或者無語望天，覺得好玩，才又稍稍回復精神。課後有同學林永鈞來請教他們家裡民事官司的法律問題，請他幫我拍了照片，還有陳韻築、簡佳音、黃婉容幾個女學生馬上過來討論《民法概要》的答案。晚上七點回到苗栗地方法院宿舍，告訴妻子和岳母今天不吃晚飯了，讀了一下後天在新竹市公共管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上要評論的王宏男論文，然後一陣睏意，索性和衣上床就寢，一覺到天明。這是我二十四小時的經過，一如往常，並不驚天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