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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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北京住了三年。那是1990-93,22年前, 這三年裏,有許多我至今依然難以忘懷的回憶。在那三年中,我認識了三位至今依然聯絡的好友,我們一齊籌錢讓許多殘障的中國孤兒動兔唇手術,並且吃了最好吃的四川菜。

那時的中國,已經徹底甩開了四人幫的陰影,成功地執行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經濟重新起步,社會逐漸穩定,人民比較敢私底下談論政治。

那時的北京,卻依然還是個防外,懼外的社會,對外國人,華僑,台灣人,或香港人,採取高度戒備的政策,監視或監聽。

我是跟隨加拿大籍的丈夫到北京上任。那時,北京所有的外國人,包括外交官,商人或記者,都只能住在中國政府指定的地方。那些地方叫做外交公寓,由政府建造,主要有三處:建國門外,齊家園,三里屯。

我們一家三口住在距離天安門不遠的建國門外外交公寓院子裡,簡稱建外。那個院子裡有12棟大樓,每棟有12層樓。每個大樓都有兩部電梯,但是同一個時間只有一部開著,而且是由一位“服務員”坐在電梯里面的小板櫈上操作。服務員不在時,電梯就關掉。因此,我有很多爬樓梯的經驗。

我住的的公寓在11樓。我的老公有一輛比較好的進口自行車,因為怕被偷,不敢停在大樓外面,只好停在11樓上我家的門外。他到現在還難以忘記,常常扛著自行車爬11層樓的痛苦。

建國門外有很高的圍墻,出入口有解放軍士兵24小時站崗,中國本地人不准隨便進入。院子裏有個戶外兒童小公園,有溜滑梯,吊桿等,天天灰塵滿佈。我常常在傍晚時分,帶我那上幼兒園的小孩去公園玩。他和小朋友們在灰塵中爬滾,我和其他的媽媽們視而不見,邊看邊聊。孩子們卻很少得病。

我在建外兒童公園裏,經常和三位美國和加拿大籍的婦女,一齊聊天。我們住在同一個院子裏,年級仿佛,學經歷差不多,小孩都上當時北京唯一的外籍小孩的幼兒園,由挪威大使館在其館內主辦。我到現在還搞不懂,為什麽挪威大使館會開設英文幼兒園。

我們這四個媽媽們,很快就組成自稱“四人幫”的團體,四人幫的一個成員叫費雯俐,丈夫是後來美國在臺協會的處長楊書棣。我們固定每個星期三,在送完孩子上學後,騎腳踏車探索北京城。我剛開始不太會騎,到了胡同時,由於路很窄,我怕撞到兩旁的墻壁,只好推著腳踏車走,速度很慢。其他三位都得在胡同的另一端耐心讀秒等我。後來我的膽子大了,很會橫衝直撞,變成我在巷子的另一頭,讀秒等她們。

四人幫經常相約,一齊騎車去附近的農貿市場買菜,但是最主要是在菜場裏面的一家叫“小周”的川菜小館吃中飯。小周是老板兼廚師,他燒出來水煮魚,魚香茄子,宮保雞丁與乾扁四季豆,至今無人能出其右。

在四人幫的鼓動下,我出面組織了一個叫“Beijing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的婦女團體,由她們當幹事。這是個義工慈善團體,主要是籌款幫助北京郊外的一個殘障兒童福利院。這個孤兒院有四百多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大多因為生下來殘障,被父母拋棄在路邊,由路人發現送到孤兒院撫養。

我們固定每個星期三,帶上許多北京外交外事圈的婦女,一齊開車到福利院探訪小孩。并固定用募來的錢,買孤兒院需要的東西給小孩們。其中大部分是衣服,文具,還有一次是個風琴。

我出面籌辦了一個很大型的糕點義賣會,由其他三位四人幫成員分工一齊寫海報,並分頭到許多大使館或外商辦公室張貼海報。義賣會那天十分熱鬧,會場是由一個知名的五星級飯店免費提供,許多外籍婦女都帶著親自烘培的西點蛋糕參與或幫忙叫賣。讓我們驚奇的是,也有許多本地的中國人參加,並解囊買蛋糕。

義賣會籌到了不少錢。因為當時外國人在中國不准有任何銀行戶頭,我只好拜託曾做過會計的一位臺灣朋友管理,這位朋友把現款藏在月餅盒裡,放在她的床底下,天天耽心被偷。

這筆錢後來被用來支付許許多多兒童福利院的殘障孤兒的兔唇矯正手術,由北京兒童醫院院長親自開刀。這些我到現在還常常想,那些手術後有了正常嘴唇的小孩,現在是不是過着健康快樂的正常日子?

關鍵字: 北京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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